11月6日晚，海湖庄园。刚被宣布为白宫幕僚长的斯蒂芬·米勒，向川普许下承诺：对总统“绝对忠诚”，为他的成功全力以赴。

　　几天前，共和党刚在中期选举中惨败。但在米勒的讲话中，川普依然是把共和党带出困境、让它更强大、更受欢迎的领袖。选民已经作出了评判，米勒仍在台上宣布胜利。

　　41岁的米勒于11月9日正式接替苏西·怀尔斯。这位陪伴川普近10年的幕僚，从移民政策的重要推手，升到了白宫日常运转的中枢。

　　《西雅图时报》评论员戴维·霍西认为，这项任命说明川普准备在遭到选民反对的政策上继续加码。米勒正是这种选择最鲜明的代表：他长期把强硬视为政治美德，把反对意见视为必须压倒的阻力。败选之后，川普给了他更大的权力。

　　白宫幕僚长可谓总统府的大总管，需要管理人员、协调政策，也影响总统听到什么、见到谁。对米勒而言，职务变化意味着，他可以更广泛地介入白宫的决策流程，把已经运用于移民事务的工作方式，带进整个政府。

　　本文试图通过一页页翻开斯蒂芬·米勒的履历，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他怎样把个人的排外意识形态变成了整个行政体系中的执法任务？

　　他怎样帮助总统寻找实现目标的路径？

　　他又怎样从一个不断挑起校园争论的少年，成为能够调动联邦政府的核心人物？

　　米勒的影响力能有多大？

　　要知道米勒的影响力有多大，可以通过川普政府移民执法力度的变化一探究竟。

　　2025年5月，米勒与时任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参加了一场移民执法会议。政府要求把每天的移民逮捕目标提高到3000人，按这一速度，一年将超过100万人次。

　　《华尔街日报》后来报道，米勒推动了前往家得宝(Home Depot)等日工聚集地点开展行动，并在与政府官员的通话中不断催促提高数量。一些联邦执法人员认为，这个指标并不现实。

　　如果目标是逮捕足够多的人，执法对象就势必要越过暴力罪犯，进入普通移民生活的社区、工作场所与报到系统。

　　公开数据已经呈现出这一变化。移民政策研究所（MPI）2026年10月发布报告，依据通过信息公开程序取得的ICE及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数据估算，2025年1月20日至2026年7月31日，国土安全部共实施约98万人次的广义遣返，包括正式遣送和退返。其中约79万人次、即80%，涉及没有刑事定罪的人。

　　而更能说明社区影响的是另一组数字：被遣返者中，约28万人既没有刑事定罪，又已在美国生活至少2年；其中约5.7万人已居住10年以上。

　　10年足以让一个人在这里工作、养育孩子，建立起生活的全部重心。统计表记录的是居住年限，政策切断的却可能是一整个家庭赖以运转的关系。

　　尽管白宫一直以“打击最恶劣罪犯”作为宣传口号，但上面这组数据完全超过了这句口号的范围。米勒推动的是一场覆盖面远大于刑事犯罪治理的移民清除行动。没有刑事定罪，并不能使一个人免于成为这场行动的目标。

　　事实上，从川普第一任期开始，米勒一直在对现有的移民政策进行微调、收紧，这些操作大多对移民造成了新的障碍。例如，中国移民现在必须返回原籍国办理H-1B签证的新规，就大大增加了移民续签的成本。

　　此外，米勒还参与了川普二次当选后对美国出生公民权的挑战。起草限制出生公民权行政命令的前白宫官员西奥·沃尔德透露，这项政策的最初构想来自米勒，最终出台也应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推动。

　　以上案例可以发现米勒的权力，就这样穿过一层层行政部门，落在普通人的身份、工作和家庭上。

　　他能替川普找到路，也能逼别人走下去

　　要理解这个1985年出生的中年男人如何获得川普的信任，要从他的一个特质说起。川普喜欢提出各式各样的目标，而米勒则擅长寻找实现目标的路径。

　　第一任期的一项典型尝试，是扩大“公共负担”的定义。移民法原本就允许政府考虑申请人将来是否可能成为公共负担；2019年规则把更多非现金福利纳入考量，包括粮食补助、部分Medicaid及住房援助，使一些合法移民申请面临更高门槛。

　　改变一个行政定义，就能改变大批申请人的处境。这样的办法不需要先在国会赢得一场全面移民改革，也能向限制移民的方向推进。

　　米勒如何推动它，公开邮件留下了记录。2018年6月，时任移民局局长弗朗西斯·西斯纳告知相关工作需要时间，米勒把回复转给法律负责人，要求把以月计算的进度压缩为几天或几周。他还提醒对方：“米克已经向总统承诺了。”这里的米克，是时任预算管理办公室主任米克·马尔瓦尼。

　　另一封邮件中，他直接训斥西斯纳：“我不管你需要做什么，按时完成。”邮件同时抄送预算管理办公室和国土安全部高层。

　　这几封信揭示了他的工作方法：找到法律中可以重新解释的入口，把政策写成规则，再借总统的要求向部门施压。执行官员面对的，既有具体期限，也有被高层认定为拖延者的风险。

　　2019年，川普已经对米勒说过，移民政策由“你来负责”。《华尔街日报》在其升任幕僚长后的回顾报道中，再次提到这句授权。

　　到了第二任期，这种寻找路径的方式更加激进。政府2025年援引1798年《敌侨法》，把被指属于委内瑞拉帮派的移民送往萨尔瓦多监狱。《华盛顿邮报》报道，米勒与诺姆共同策划了这一安排。

　　把移民描述为入侵者，再援引战时法律，便能主张采用超出通常移民程序的处置权。川普许诺的快速、大规模驱逐，在米勒手里获得了新的法律包装。围绕这些措施的诉讼，也随之变成对总统权限与正当程序的直接争夺。

　　对内，米勒寻找尘封在浩瀚法律条文中的行政依据，对外，他还会替总统在舆论场上坚持这套解释。2025年3月17日，他对记者宣称，涉及入侵、敌侨渗透和驱逐外国恐怖分子时，总统正处于其权力的最高点。

　　通过他的一系列操作，把政府的强硬移民执法组织成了一个完整叙事：国家遭到入侵，总统必须行动，阻挡行动的人则有必要为自己的阻挡辩护。行政文件、部门执行和公开宣传，在他这里可以同时推进。

　　这正是川普需要他的地方。总统说要更强硬，他能提出办法；部门说存在困难，他会追问进度、越级施压；法院介入后，他又把争议推向总统权力的边界。

　　班农在一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评价，米勒能够把总统在复杂议题上的想法，锤炼成推动行动、交付结果的一套政策。这个同阵营者的评价，点出了他相对于普通逢迎者的价值。

　　同时，他懂得把这种价值呈现为效忠。记者罗伯特·科斯塔在PBS访谈中比较过米勒与班农：班农与白宫关系破裂时，米勒通过维持内部关系、紧跟总统的演讲工作巩固位置，避免让自己显得像操纵总统的人。

　　他可以拥有影响力，但会把功劳留给川普。总统的自我叙事与幕僚的政策野心，在这里相互成全。

　　2021年川普离开白宫后，米勒也没有离开这条政治道路，反而继续“打怪升级”。他与吉恩·汉密尔顿等人创办了“美国优先法律基金会”（America First Legal，简称AFL），要把第一任期遭遇的诉讼阻力，转化为己方的武器。

　　AFL参与的一项早期案件，是代表白人农牧场主挑战拜登政府面向特定少数族裔的贷款减免计划。2021年7月，德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批准初步禁令，使政策受到司法阻挡。

　　这段在野经历，使他的工具更加齐全：用法律改写政策，寻找志同道合的合作者。AFL共同创办人汉密尔顿后来进入第二届川普政府担任白宫副法律顾问，数月后又返回组织。政策、律师与人脉，已经能够在政府内外相互连接。甚至川普政府还邀请AFL起诉拜登时期的一些政策，并在起诉后直接接受判决，通过这样的法律操弄，变相废止前政府的政策。

　　从中学到国会：把文化冲突变成政治事业

　　米勒在加州圣莫尼卡长大，出身于一个犹太家庭。他的政治观念很早就围绕着一种敌意展开：学校越重视多元文化，他越认为美国共同身份遭到侵蚀。

　　早在2002年，16岁的米勒就在当地新闻网站《The Lookout》发表《失控的政治正确》。他抱怨，学校里有大量拉丁裔学生，荣誉班里的拉丁裔却很少；校方仍然用西班牙语和英语发布通知。他把双语服务比作让人无法独立行走的拐杖。

　　这封信也抨击避孕套发放、同性恋学生社团，以及教师对美国历史和阿富汗战争的批评。他甚至写道：“奥萨马·本·拉登在圣莫尼卡高中会感到很受欢迎。”

　　在这个少年的笔下，对战争的批评、对少数群体的照顾，都可以被归入同一种问题：学校没有充分效忠他所认同的美国。

　　同年，在一次学生竞选演讲中，他抱怨学生被要求自己捡垃圾，理由是学校已经雇用清洁工替他们做这件事。Univision后来公开的影像显示，他在嘘声中被带离讲台。

　　该媒体采访的同学莫伊塞斯·卡斯蒂略还回忆，曾听见米勒与墨西哥裔学生组织成员争执，斥责对方：“这里是美国，说英语。”

　　对于儿时好友杰森·伊斯拉斯，这种变化来得更早，也更私人。他对《名利场》回忆，升高中前，米勒打电话列出不愿继续做朋友的理由，其中一条就是他的拉丁裔血统。米勒后来通过发言人否认这一说法。

　　这些回忆与米勒留下的文字，呈现出相互呼应的特征：他不断把语言、族裔与文化差异，变成判断谁应被接纳的标准。

　　离开高中后，保守派广播给了他扩大影响力的机会。在米勒的成长经历中，拉里·埃尔德（Larry Elder）是早期导师，也是把米勒带进保守派舆论圈的人：米勒中学时期向他投诉学校的多元文化政策和“不够爱国”，埃尔德则欣赏其表达能力，反复邀请他上节目，让一个校园里的争议少年获得了更广泛的听众与政治认可。

　　米勒的另一位导师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则教给他一套更系统的解释：白人正遭到不公平攻击，而民权和平等的语言，也可以被用来反击进步派。

　　在这个过程中，米勒找到了听众，也找到了替自身敌意赋予政治意义的人。他可以把校园里的排斥解释为左派压制，把不断挑衅解释为维护自由，把对少数群体的攻击解释为保卫美国。

　　进入杜克大学后，这套思路没有淡化。

　　在校报专栏中，他把一名批评其种族言论的学生描述为患有“心理疾病”，将其对种族问题的关注称为“种族偏执”。2006年11月，他又批评杜克推崇多元文化，抱怨校园庆祝印度和亚洲文化，却忽视美国节日。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警告，继续崇拜多元文化，可能会“牺牲把我们所有人联结起来的那一种文化”。

　　从这时开始，米勒的意识形态框架已经基本定型，在他看来：他人的文化获得表达，就意味着共同文化正在失去位置。差异被视为威胁，包容被解释为退让。

　　2006年杜克长曲棍球队案，让他获得了全国性舞台。他公开为被指控强奸一名黑人女子的白人球员辩护；而这3名球员后来被宣布无辜。对米勒而言，这场案件成为了他攻击校园进步派和媒体的机会。到2007年告别校报时，他明确把“与左派作战”视为自己的责任。

　　时任杜克行政人员约翰·伯内斯后来评价，米勒确信自己正确，似乎认为不同意他的人必然出于恶意或愚蠢。

　　这种把异议理解为道德缺陷的习惯，后来被带进了政府。

　　而在进入白宫以前，他已经在阿拉巴马州共和党参议员杰夫·塞申斯的参议员办公室里，学会把争论变成阻止立法的行动。

　　2013年，两党“八人帮”试图以加强边境执法换取数百万无证移民的合法化路径。米勒以塞申斯传播幕僚身份参加讨论，搜集法案细节，再把它们制作成攻击材料。

　　《纽约客》记者乔纳森·布利策在广播访谈中举过一个例子：马尔科·鲁比奥提出向边境居民提供手机，方便他们报告越境或犯罪活动；米勒却把它包装成送给无证移民的“大赦手机”，推动这套说法在右翼媒体传播。

　　一个为边境执法服务的条款，就这样被蓄意改造成政府奖励非法移民的证据。这些有意误导，导致共和党议员受到了更多的舆论压力，转而反对这次难得的移民改革机会。他们面对的话题，也从怎样修订法案，变成怎样避免被指支持“大赦”。

　　那一年的移民改革法案最终以68票对32票通过参议院，却没有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米勒做了具体而重要的阻挠工作：从谈判桌上取走细节，制作煽动性信息，再借媒体与基层压力抬高妥协的政治成本，最终阻止共和党议员投下赞成票。

　　至此，校园里的论战者，至此已经成为懂得怎样阻断政策的政治操作者。川普后来提供的，是把这套经验从阻挠转向执政的机会。

　　移民后代，却拥抱“大替代”阴谋论

　　回望米勒家族的来路，更为他如今的行为所困惑。

　　米勒的舅舅戴维·格洛瑟(David Glosser)看着外甥走到白宫，感到的是越来越深的恐惧。

　　他在2018年为《Politico》撰文回顾家族历史：家族的祖辈沃尔夫－莱布·格洛瑟1903年从今天白俄罗斯境内的犹太社区逃离迫害，抵达美国时不会英语，后来靠劳动把家人陆续接来，在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敦建立生活。

　　米勒所贬斥的“连锁移民”，正是这个家庭得以团聚、繁衍并走向富足的路径。

　　格洛瑟说，外甥受过教育，也清楚家族来历，却成了那些“否定了我们一家在这个国家安身立命的根基”的政策设计者。他把这看作对家庭历史的背叛。

　　在CNN访谈中，他把家庭分离称为不可原谅的残酷，解释自己为什么必须公开发声：“我们的家庭是移民。事实上，我们是难民。”

　　他也提醒，倘若祖辈再晚一些赴美，等到1924年限制移民的大门关上，家族可能遭遇完全不同的命运。格洛瑟在PBS访谈中还说，他会把川普讲话中的“穆斯林”换成“犹太人”，借此辨认其中熟悉的排斥逻辑。

　　然而，米勒本人却从移民历史中选择了另一种理念。

　　2019年披露的邮件显示，他推崇签署1924年移民法的总统卡尔文·柯立芝。那套制度偏向北欧移民，排斥亚洲人，也限制东欧犹太人等群体。

　　他推荐的读物则包括法国小说《圣徒营》。该书把非白人移民潮描写为欧洲文明的覆灭，长期受到白人民族主义者追捧。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分析他与布赖特巴特编辑的邮件时，将其中以移民“替换”既有人口的叙事，与“大替代”阴谋论联系起来。

　　“大替代”把社会的人口与文化变化，解释成精英有意安排的替换计划。移民由此被描绘成夺走国家的工具，接纳移民的政党则成为背叛本国人民的共谋者。

　　米勒后来的公开表态，把这套逻辑说得更加直白。

　　2026年6月，纽约民主党国会初选中进步派候选人获胜后，他在社交平台写道：“民主党输入了新的选民，而这些选民正在重塑国会。”随后又说：“改变选民，改变国家。”相关帖文被Mediaite和布赖特巴特分别记录。

　　这已经把移民政策解释为操纵选举人口的阴谋。归化公民依法参与政治，也被改写成一个政党“输入”选民、夺走国家的过程。

　　在这种想象中，米勒反对的东西远远超出了非法入境。文化差异、人口变化以及移民后代的政治选择，都可能成为他眼中国家遭到侵蚀的证据。

　　2017年为《RAISE法案》辩护时，他就提出限制家庭移民，在新的积分体系中强调英语、技能和收入。那是一套合法移民筛选方案。^30 到“输入选民”的表态中，经济标准又与政治忠诚、文化归属连在了一起。

　　舅舅看到的，是家族曾经从排斥中获救，因此应当警惕排斥重演；而米勒选择的，却是经典的“上车关门”。

　　当强硬的米勒掌管白宫的入口

　　米勒在第二任期内的公开表态，已经说明他准备怎样面对阻力。

　　2025年5月9日，记者问政府是否可能暂停人身保护令。米勒援引“入侵”理论，说这是政府“正在积极考虑的选项”，并补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院是否“做正确的事”。

　　人身保护令使被拘留者能够请求法院审查羁押是否合法。米勒谈论的是限制人们寻求司法救济的渠道；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法院是否作出配合政府行为的裁决。

　　法院如果阻挡遣返，就可能被米勒认定为没有做“正确的事”。这等于向司法部门施压：政府先决定目标，再要求法院为它让路。

　　他对政治反对者的描述同样清楚。2025年8月接受福克斯采访时，他把民主党称为“国内极端主义组织”。当整个反对党都被归入这个范畴，妥协就很容易被描绘成向敌人退让。

　　到2026年1月，接受CNN主持人杰克·塔珀采访时，米勒又以力量、武力和权势解释国际政治，将其称为世界运行的铁律。

　　这些话语分别涉及移民、国内政党和国际关系，却流露出相通的倾向：强调力量，扩大敌我区分，把约束视为需要克服的阻力，甚至为了达成某种目标，可能需要突破已有法律的限制。

　　而现在，这个人将管理白宫的人员、信息与政策的协调。

　　此前，我们专门撰文介绍过，基督教国家主义者拉斯·沃特作为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主任的影响力，他主要通过预算和监管审查影响联邦政府运作；而现在米勒，作为白宫幕僚长，则统筹白宫团队和政策议程，把关哪些人、哪些意见能够进入总统的决策过程，影响力又在沃特之上。

　　专栏作家比尔·普雷斯在《国会山报》评论中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幕僚长需要在必要时告诉总统，他错了，应该改变方向。但米勒对川普的绝对效忠，能否发挥这样的作用？

　　明年1月开始，民主党将在新一届国会掌握参众两院，川普推动立法的空间因此缩小。路透社指出，米勒的晋升可能促使政府进一步依靠行政权力推进议程。

　　马特·拉巴什在《纽约时报》评论中提醒，败选不会自动使川普收敛，国会易手也不会自动结束他的行动能力。这一点，与米勒的政治履历恰好相接：他熟悉怎样绕开全面立法寻找政策入口，也熟悉怎样对行政体系持续施压。

　　《西雅图时报》的评论员霍西把米勒称作王座背后的权力人物。如今，他的名字、职务与政策后果，将比以往更加直接地连在一起。那些被逐出社区的人，那些因为政府重新解释法律而改变命运的家庭，都构成了这份权力的现实分量。

　　海湖庄园的讲话，把米勒与川普的关系说得十分清楚：他承诺为总统的成功奉献全部力量。

　　接下来的问题是，当这些承诺遭遇法律的约束，当政策的后果需要有人承担，这位新任白宫大总管究竟会把什么放在首位：对川普个人的忠诚，对自身意识形态的坚持，对更大权力的渴望，还是对美国宪法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