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的几起欧美案中，有个特点引人关注 ，就是犯几乎全为华人男性，而受害人全部为华人女性。 同时，在社交平台“电报”(Telegram)“德国驾驶”加密群中，核心成员八人中有七人为华人男性。 这让许多华人民众产生疑问：这些出国前文质彬彬的中国菁英为何出国后变成了罪恶的犯?

　　记者采访了有关的刑事专家和心理学者，询问了这个问题。 访谈对象的回答各不相同。 有人认为，海外华男变成犯，与中华文化有一定的关系。 也有人表示，人们出国后脱离了原有的熟人社会监督和家庭约束，使本来存在的某种观念“不受约束地释放出来”。 也有人认为，案发生在各个族裔，与特定族裔没有联系。

　　出国女变强 华男维持关系成本高

　　纽约市大江杰刑事司法学院(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 CUNY)助理教授李安娜博士(Leona Lee)认为，这几起“华男华女”与中华文化有关。 她表示，许多中国移民比较关注赚钱。 当金钱成为关注的焦点时，他们可能会失去对他人的同理心，变得只关心自己。 同时，华人女性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不再愿意对男性唯命是从。 因此，海外华男在与海外华女交往时，需要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维系关系，而可以让他们避免这些维持成本。

　　她说，华人女性与华人男性对恋爱、婚姻及性关系的期许有所不同。 许多华人女性期望建立平等的一夫一妻制的恋爱关系，或结束一段恋情后再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而某些华人男性不想进入婚姻，也不想承担家庭责任，而是想找个可以发生关系的性伴侣。

　　于是，下药辅助性侵是一种既方便又经济的手段，还能让他们获得源源不绝的性伴侣。 这种方式无需投入时间、精力或金钱去维系关系。 “这对那些渴望占据主导地位、与失去意识的伴侣发生性关系的男人具有某种吸引力。”

　　她说，约会药(date rape drugs)是指那些可被用于促成的药物，包括氟硝西泮(Rohypnol)、γ-羟基丁酸(GHB)、γ-丁内酯(GBL)和氯胺酮(ketamine)，酒精也被用作此用途。 它们无色、无味、无嗅，在体内数小时就会代谢排出体外，常规药物检测难以发现其痕迹。

　　受害者一旦被下药，可能会失去意识，事后会忘记发生的事。 她们或许发现自己的衣着变得怪异，却说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无法证明自己曾被他人脱衣并重新穿上。 由于无法完整描述遭遇，受害者往往对报警犹豫不定，大多数强奸犯是熟人。

　　她说，在网络社群中，人们无需透露真实姓名、展示面容或公开个人背景，也能轻松加入或退出某个群体。 在群组中，他们敢于谈论那些在公共场合或面对面交流时绝口不提的话题。 “由于身份隐秘，他们无需担心后果。”

　　在房地产及保全界亚著名的亚历山大三兄弟，他们诱骗女性、对多名受害者下药、性侵及强奸。 2026年3月，曼哈顿联邦陪审团裁定这三兄弟所有罪名成立。 (路透)

　　传统文化 成功人士有特权

　　纽约心念心理诊所(Mind Connections Psychology PLLC)创办人曹君鸿博士也支持“相关说”。 她表示，在最近欧洲和美国披露的几起案例中，犯绝大多数是华人男性，而受害者全为华人女性。 她指出，这里有文化上的原因。 她表示，中国传统文化残留有等级观念、男尊女卑的思想以及对女性的物化，可能在部分男性身上有所体现。

　　有些华人男性认为，我是成功人士，有特权任意控制、玩弄女人。 不过，许多华人女性出国后见识更多，选择面更广，更敢拒绝男性。 “这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长大的男性来说是一个挑战。”

　　她表示，少数华人男子在交往中意识到需要女方的同意才能发生关系，而采取的方式。 “这样，他们可以肆意妄为而不需要面对拒绝。”她说，剥夺了女方的拒绝权。 部分犯不将其视为伤害或犯罪，有的则是透过实现对女性实施暴力的性幻想，因为女方失去意识而没有能力拒绝自己，从而可以合理化自己的犯罪行为。

　　她表示，她的诊所也有这样的案例。 这些女生被灌酒或下药，感觉身体不属于自己，受到性侵害也无能为力。 被后，她们身体和精神同样受到伤害。 有人后来患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忧郁症、焦虑症，甚至出现自残、自杀等问题。

　　现年29岁的中国博士生邹振豪在六年间对在伦敦和中国的十名女性下药强奸，图为从他身上搜出的做案药片。 (伦敦警察厅/路透)

　　不敢报警 使罪犯更大胆

　　纽约心理医生金晓春博士也支持有关说。 他表示，这些案的文化因素不能忽视。 华人女性被性侵后一般不会报警。 正是华人女性顾及面子而不敢报警，加上犯多次得逞后没有危险，他们就会变得更加胆大妄为，所以出现了一些反常情况。

　　例如，一名惯犯性侵时不戴保险套，留下了DNA。 不少犯任由受害者早上醒来见到自己裸体躺在床上。 他们不做掩饰，甚者还继续抱着受害者的身体。 他们有把握认为，受害者不敢报警，只能认了。 “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控制了对方。”

　　与华人女性重视面子和外界压力不同，非华裔女性则不管这些。 “一位非裔、西语裔或白人女子早上醒来，看到自己裸身躺在一位陌生裸体男性身边，肯定立即大声呼喊、立即报警。”他透露，许多华人按摩院老板或员工被抓，就是其他非华人报警导致的。 这些非华人女性警觉性非常高，男人的手若在她的身体的某些部位停留或异常触碰，她们就会当机立断报警。

　　他说，这与许多留学生主要在华人圈子活动也有关系。 例如，留学生找房子优先考虑华人房东，经常参加华人举办的聚会等，向已经找到工作的华人学长求助。 “这些为犯寻找猎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由于语言和文化相同，华人女生也容易放松警惕，步入犯设下的陷阱。

　　有些犯可能有人格缺陷，害怕能够行使自主意识的女性。 从心理医生的角度看，犯内心非常怯弱，也许他们就是害羞的宅男。 他们的控制欲超乎寻常，达到程度。 他们自我保护意识极强，层层设防。

　　他指出，群放大了个体的破坏力。 在群组里，技术顾问给予药物使用的指南，其他成员提供获得药物的渠道，还有成员则在精神上给予鼓励，使得群组成员被其他成员接受及欣赏。 “的对象愈多，愈受欢迎。”他说，这种群体的放大作用在中国文革中曾经出现过。 例如，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学生都知道要尊重老师，不敢骂老师。 但在文革中，有人打了老师，成了革命小将，于是许多学生效仿，跟着打老师。 “有人过去很胆小，这时也敢上去踢老师一脚。”

　　现年29岁的中国博士生邹振豪在六年间对在伦敦和中国的十名女性下药强奸，并拍下强奸过程。 图为邹住处搜出的相机和镜头。 (伦敦警察厅/路透)

　　男权思想出国后放大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社会学、社会政策及犯罪学系讲师魏帅博士表示，从新闻报道看，这几个案涉及的都是华人。 他表示，由于司法判决书对受害者隐私的保护等原因，目前人们还无法断定性犯罪只针对特定族裔女性，故不能把性犯罪归因于某个族裔身份。 他说，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凯瑟琳·A‧麦金农(Catharine A. MacKinnon)认为，性犯罪的根本原因在于“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

　　他表示，加害人出国后脱离了原有的熟人社会监督和家庭约束，社会控制有所减弱，再加上隐秘网络群组的催化、同伴之间互相鼓励、合理化犯罪行为，使得原本存在的权力支配欲和厌女观念以“一种不受约束、更恶劣的方式释放出来”。

　　他指出，从犯罪学角度来看，这几起案属于“药物辅助性侵”(DFSA，华人称)，同时叠加了网络促成的有组织犯罪的性质。 传统意义上的性暴力往往是个体的、冲动性的犯罪，但这些案件展现了强烈的预谋性、隐藏性和群体协同性。 他指出，这类案件都是利用药物剥夺被害人反抗能力，以满足加害者权力控制和泄欲目的的性别暴力。 “这与各国规制的强奸罪在法理本质上是一致的。”

　　研究发现，同语言、同社交圈、同生活半径内的女性更容易被他们纳入日常的社交接触半径中。 同时，出国不久的华人女性也愿意向同族男性救助。 “这是机会结构和熟人作案场景的问题，不是族裔问题。”

　　有人不明白，许多涉案者犯具有高学历，出国前文质彬彬，出国后怎么变成犯。 他指出，事实上，教育背景、收入与是否具备同理心、是否尊重他人(尤其是女性)的同意权，并没有必然关联。 “出国也不是导致他们变成这样的根本原因。”

　　他说，从犯罪学中的“日常活动理论”和“近缘原则”来看，加害者往往倾向于在自己熟悉的社交圈层内寻找性侵目标。 共同的语言、文化背景和生活圈，使得加害者更容易与受害者建立起初步的“虚假信任”。 而这种信任是他们成功实施下药性侵等行为的重要条件。

　　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近期发生在英国、德国及法国的案件都清楚地显示了这种性暴力犯罪超出了国家的边界。 在科技进步、人人互联的时代，犯罪手法也会迅速全球化。 他指出，暗网的毒品交易、加密软件的滥用，使得“圈”、“偷拍圈”这种反社会次文化在欧洲、美洲、亚洲都屡见不鲜。 犯罪者透过网络形成小圈圈(如驾训班群)，交流犯案手法、分享非法取得的违禁药物，将性侵影片作为战利品分享以获取群体内的认同。 “这已经从单纯的个体性暴力，演变成了一种具有次文化特征的组织犯罪网络。”

　　过去几年中，欧洲许多国家也爆出类似的迷奸案，如西班牙著名的“狼群案”(La Manada)及英国频繁爆出的 WhatsApp上的“强暴分享群”和“复仇式色情”(Revenge Porn)网络。 最近，法国发生的多米尼‧佩利科案件(Dominique Pelicot)更是骇人听闻。 丈夫下药迷晕妻子，招募数十名陌生人性侵。

　　几年前，中国河南鹤壁也发生过类似的案。 它们共同揭示了一个问题：性暴力正在愈来愈多地与数字平台、加密通讯、影像传播和厌女观念结合在一起。

　　他指出，与传统性侵案不同，这类案件呈现“去中心化的组织犯罪网络”特征。 加害者跨越了国界(受害者、加害人和协助者分布在不同国家)，利用数字科技的隐匿性，将物色目标——取得药物—实施犯罪—传播影片形成了一条管线。 “这种犯罪模式给传统的属地司法管辖和取证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美国著名非裔喜剧演员比尔‧科斯比(中)被控了几十名女性。 许多妇女站了出来诉说自己也曾有类似的遭遇。 执法人员调查后发现，科斯比曾对60多名女性下药并实施。 (美联社)

　　罪恶滋生案不分族裔

　　普韦布洛科罗拉多州立大学(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Pueblo)犯罪学助理教授赵蕴含博士说，他的专业是犯罪学，主要研究犯罪与越轨行为、中国腐败与治理、家庭暴力和亲密伴侣暴力等议题。 同时，他也使用空间分析和量化方法来研究犯罪、警务和社会控制等问题。 他表示，美国主流社会也曾经发生过比较接近的案例。

　　达伦‧M‧夏普(Darren Mallory Sharper)曾是美国职业橄榄球安全卫。 他曾五次入选《职业盃》(Pro Bowl)，两次入选年度“最佳阵容第一队”(First-team All-Pro)。 在NFL的历史拦截榜上，他排名第六。 夏普于2010年退休后，相继被指控称他在全美多州多人合谋长期对多名女性下药、性侵和偷拍，于2014年被起诉。 夏普对强奸及涉毒指控供认不讳，并于2016年被判处20年监禁。

　　另一个被控案例是亚历山大兄弟案(Alexander brothers)。 三兄弟分别为奥伦(Oren)、阿隆(Alon)和塔尔(Tal)，是活跃于迈阿密和纽约的房地产及保全界人士。 其中两兄弟被控利用其财富、社会地位及独家人脉，诱骗女性参与奢华旅行和派对。 控方提出了证据及证词，详述了这两兄弟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如何对多名受害者下药、实施性侵及强奸。 60多名受害女性举报了类似的被侵害经历。 2026年3月，曼哈顿的联邦陪审团裁定这三兄弟所有罪名成立，罪名涵盖性贩运、共谋性贩运等相关指控。

　　李安娜称，比尔‧科斯比(Bill Cosby)是美国著名非裔喜剧演员，被控了几十名女性。 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篮球运营女经理指控科斯比在2004年对自己下药并性侵。 此后，许多妇女站了出来诉说自己也曾有类似的遭遇。 执法人员调查后发现，科斯比曾对60多名女性下药并实施。 最终，这些诉讼通过巨额赔偿和签署保密协议达成了和解。

　　赵蕴含认为，美国有一个统一的联邦管制物质体系，对此类等药物有明确分类。 但美国也有许多漏洞，主要是非法市场、网络购买、跨境邮寄、处方药滥用和工业化学品转用等管理不善等问题。 他指出，真正的问题是，这些物质能够从合法医疗、工业或处方渠道流入非法用途，而执法、医疗机构、寄递平台和网络平台却无法及时发现并阻断这些流通链条。

　　现年29岁的中国博士生邹振豪在六年间对在伦敦和中国的十名女性下药强奸，伦敦警察估还有数十名受害者。 图为邹住处搜出的药品。 (伦敦警察厅/路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