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孝道的起源、本质、表现与改良

康熙三年（1664年），清廷下令禁止缠足。七年，因群臣反对，礼部奏请罢止。直至民国元年，孙中山正式下令严禁，民间才逐渐废止。多少女孩，未及几岁，一双雪白的天足便被布条紧紧缠裹，肉烂骨折，终身残废。这便是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暴行，是父权（及夫权）过高所致的不仁之举。

父权和君权的产生和互动

父权与君权，同为封建时代的遗毒。远古之时，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权力掌于女性之手。进入农业社会后，男性的体力更适于开垦荒地、带来收获，成为家庭主要物资来源，父权社会由此形成。

然而，中国的父权之所以走向极端，有其地理与历史原因。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黄河几乎年年泛滥，治河自古即为国家难题。修河道、筑堤坝，皆需庞大人力与统一调度。同时，华夏民族长期遭受北方游牧民族侵扰，大规模自卫战争亦要求强大的中央协调能力。此外，中国自古患贫——拥有世界20%的人口，却仅有7%的耕地。自史前时期，中国人口密度即为世界之冠。在资源有限、风险高企的环境中，家庭若要生存，便需“集中决策”机制：由最有经验、最具体力或最能获取资源的人统筹全局，避免内耗。父亲遂逐渐成为资源分配与行为裁决的核心。

君权则由父权延伸而来。为谋求大规模的共同行动，血缘家庭合并为部落，部落再经联合、兼并、混战，终成国家。父权为君权之基，君主即为大家长，人民服从君主，一如子女服从父亲。父权模式被复制到更大的社会结构中，高度专制的君权由此诞生。

儒家的始祖周公，制礼作乐，将父权与君权制度化，推行于天下。所谓“礼”，涵盖礼仪、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家庭制度、教育制度、宗教制度等。儒家的集大成者孔子，将人伦归纳为“三纲五常”。三纲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纲”即准则之意。在此道德规条下，臣须绝对服从君，儿须绝对服从父，妻须绝对服从夫，晚辈须绝对服从长辈。居上者之权利具有绝对性与单向性，不受任何约束；居下者则毫无权利可言。“专制孝道”由此确立。

“孝”字从老从子，即父子关系之意。中国古籍中虽有“仁”之说，然儒家多以谎言维系孝道，如：“夫孝，德之本也”“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将一切善行尽归之于孝。更有现代俗语如“父母爱子，无微不至”“家丑不可外扬”“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打你骂你，是为你好”“不孝会给雷公劈”，皆为此类。若依中国的专制孝道，美洲人人皆属不孝，理应天天遭雷劈。然北美火灾、水灾、旱灾、虫灾，乃至“特朗普之灾”层出不穷，偏偏未见“雷灾”。中国打雷最多之地，为广东省电白县，其名即源于此。电白是否即为中国最不孝之县？先室乃电白人，余与之相处三十余载，未见其有任何不孝之行。

父权与君权互为支撑、彼此强化。在专制孝道之下，中国人变得驯服、惶恐、刻板、缺乏创造力——而这正是君主所需要的顺民品质。君主以孝治国，通过法律、伦理、教育，不断巩固父权。中国人的民族性，实为君权精心塑造之产物。

专制孝道的本质

专制孝道的本质，在于父亲威严赫赫、独断专行，借孝道之名，横逞凶暴。无论父亲如何虐待家人，家人不得有丝毫反抗，否则必遭更严厉的报复。父权几乎涵盖家庭生活各个方面：打骂权、教育和就业权、财政权、婚姻权、生杀权。

打骂权——甲骨文中的“父”字，形如手持棍棒，意为施杖者。父亲以管教为名，随意打骂家人，家人唯有百依百顺，不得回嘴。中国人口稠密，文化不鼓励在公共场合发泄情绪。人们常言，不能将家中不快带至工作，亦不能将工作烦闷携归家中，两者须分。但专制孝道却认为，父亲若受不平，家人须为其担当。一个人在外打躬作揖、满脸笑容，满口“很好很好，不错不错”，皆属扮演。一进家门，笑容立收。有位伯父，在外常哈哈大笑，一进家门便板起面孔。其子赴加拿大读书，事业有成后担保父亲移民，这才第一次见到父亲笑，不禁感叹：“原来我的父亲也是会笑的。”

教育和就业权——有大量中国父母，卖田卖地供子女读书；但也有不少父母，口中望子成龙，心中却不愿，甚至暗中破坏，因学历越高，子女越易有高收入、高自尊、自主见，不再依赖父母。中国人视教育为父母之恩惠，而非儿童之权利。一句“我给你读书”，儿女便终身负债。父亲可决定儿女是否升学、往何处去、读什么，而不顾其兴趣与意向。对就业亦然。我在大学时的中国同学，大多被父亲要求读医科才肯出资，另一半则被指定读工程。有位同学想读文科，父亲直言：“理工科我可供你，文科你自己想办法。”

财政权——“父在，子不得有私财。”家人收入，悉数上交父亲，由其调拨，用途如何，家人不得过问。

香港中学生，无人不读朱自清的《背影》，此乃教孝之名篇。朱父曾任徐州烟草局局长，因挪用公款及纳妾丑闻丢职。朱自清考入北京大学，父亲亲赴火车站送行——文中回忆父亲拖着肥胖身躯，穿过铁轨去买橘子的背影，感人至深。朱自清因家道中落，提前一年修完大学课程，并在清华大学任教。他将薪水半数交与父亲，父亲要求全额，朱不肯，父亲竟将其妻儿逐出家门。数年后，朱自清撰《父母的责任》，提出父母之责不应以长者为本位，而应以幼者、社会为本位。此文堪称“子规”，然在父权中心的中国，无人问津。

婚姻权——婚姻由父母包办，仅凭媒妁之言即定终身。婚后若不幸，男子可再婚或休妻，女子唯有怨命，叹曰：“姻缘前生所定。”

生杀权——父亲既掌如此大权，子女遂“此身非我有”，沦为父亲之财产。“父要子死，子不死，谓之不孝。”在农村，父亲杀子，官府多不追究；卖妻女为妓、为妾、为婢，以偿赌债者，亦不乏其例。

“二十四孝”之首，即“郭巨埋儿”。郭巨，晋人，家贫，有老母及未满三岁之子。因无力供养全家，竟欲埋儿，曰：“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余幼时家贫，亦有老祖母。幸而先父并非孝子，否则余未及三岁，便已埋骨矣。写至此处，不禁惊惧战栗，执笔难下，须稍作停歇，方能续写。

专制孝道的表现

西洋教士在华办学传教时，曾言中国人以妇女儿童为奴隶。此言并非侮辱，实有其事。中国女子与孩童，动辄遭打骂，苦不堪言。孩童如同“小大人”，无快乐游戏之童年；越老成持重，越得长辈嘉许。孔融四岁让梨，传为美谈，然此子全无童真，实不可爱。父亲与全家过不去，以其年龄、地位及未见过其他父子关系，不能回想自身为子之痛，以解脱下一代。

父权之下，无人权，更无女权。大男人沙文主义下，母亲须“夫唱妇随”，逆来顺受，唯命是从，专供父亲奴役，百般辛苦，永无解脱。

父亲一进家门，面色立变，戏剧般由外转内。色厉内荏，责骂不休。他惜字如金，对家人从无好言，动辄呼喝、责骂、嘲讽，从不赞赏半句。事做得对，他便说：“这次还能做得对，以后就照此做，否则等着瞧。”儿子考上伦敦大学，他便说：“牛津剑桥才好！”他喜在人前夸耀儿子，令儿子难堪，亦招亲友子女妒忌。子女闻父呼唤，如雷轰顶，即刻放下手中一切，先办父命。家中诸多禁忌，万事不敢让其知晓——一旦得知，必破口大骂，以显威风。他无事不骂，鲜与家人坐下来好好谈话。

父亲掌教育和就业权，故诸多长子读书不成。富者，父曰家中生意需人，勿读；贫者，早出工作赚钱养家。许多贫困家庭中，长子辍学做工，当工厂工人、餐馆侍应或小学教师，而幼弟却得以成为医生、教授、会计师、工程师——这实为对长子前程的牺牲。香港艺人沈殿霞，幼时做童星养家，其弟沈云门则赴法修读时装设计，移民加拿大后成为世界知名的时装设计大师，被誉为“加拿大的非正式大使”。古今中外，皆有牺牲长子之风俗。龙山文化屋墙下常有骸骨，乃古人建屋时杀长子埋于墙下祈福；阿伯拉罕杀以撒祭神，亦为当时中东杀长子祭神之俗。

牺牲长子之背面，即是骄纵幼子。家中幼子幼女，可谓有福。贫穷由年长者担当，事务由年长者代劳。他们如家中宠物，长大却成“怪物”：依赖性极强，毫无上进心，能力匮乏，动辄不满，从不感恩，对他人之努力与成就嗤之以鼻。幼子幼女，往往最难相处。

父母因情动而合，合而生，有时生育实属意外。人生最大之牺牲，莫过于生养子女。许多上进心强的父亲，视子女为负累，暗中不欲其存在。卢梭生五子，尽送弃婴院，终成流传百世之哲人与小说家，然晚年不敢寻回子女，恐遭报复。

子女就业后，父亲要求其薪资悉数上交，顶多留予最低生活费。父亲不知，或不愿知，子女初入社会即被取尽钱财，将如何影响其前途——那些钱，本可用于发展事业。父亲的理由无非是：“我辛辛苦苦养大你”“我供你读书”。更有甚者：“当年计划生育，人家杀女婴，我可没把你溺死！”

暴君杀功臣，严父打孝子。皇帝惧功臣之能、之望、之兵权，恐其取而代之；父亲惧孝子之给钱、供弟妹读书、为亲友效劳，恐其威胁家中至高无上之地位。故常借故打骂孝子。其最有面子之时，即在年节团聚、亲族云集之际，令孝子当众跪而杖责，以示谁为一家之主。亲友窃语：“你看这儿子多好，他父亲还打他。”竟甚羡慕。越能欺凌家人者，越受同僚敬重；在人前示爱者，反遭取笑。兄弟姐妹，处于竞争之位。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众人见孝子功臣被杖责，便沾沾自喜，七嘴八舌诋毁之。结果孝子功臣，在家中反无地位，人人骂之。

家中在父权之下，温暖尽失。人人敢怒不敢言，对父亲积怨甚深，皆思早日离巢。离后，便不再提父亲；若有人提起，则说几句恭维话——一分诚意，十分虚伪。或许中国人是全世界最不了解父亲的民族，自幼未曾沟通。至父老辞世，兄弟姐妹各奔东西，家便散了。

专制孝道的影响

孩子自幼常受无故打骂，心中充满恐惧，迅速滋生出不安全感，觉世界不可靠，世道险恶，不信他人。防御性极强，动辄猜忌，遇人即以最大恶意度之，层层设防。处世之道，不为天下先，亦不为天下后，凡事不可对人言。事不关己，视若无睹，不重团体公益；见人热心，则嗤为“傻气”，称之“傻子”。

他以个人自我中心意识保护自己，自认最有本事，别人无本事；自认最道德，别人不道德，以己之德攻人之缺德。新文化运动作家如林语堂，以为此乃教育不普及所致。然从心理学观之，实为不安全感下之自我保护。中国人国家自我中心意识不强，文化自我中心意识较强，而个人自我中心意识极强。

为发泄压抑、维系自我价值，他酷爱闲言碎语，翻甲之隐私，揭乙之底牌，造丙之谣言，言时竟有飘然自得之感。他怕受人批评，故行事保守，求安不求进。当余与长辈言及中国人太保守，彼等异口同声：“英国人也很保守，不是很好吗？”然英国之保守，乃安定中求进步，以避免流血革命；中国之保守，乃不敢冒风险，祖宗之法不可变。中国文化发源极早，停顿亦早。数千年来，政治、军事、科技、思想、商业皆乏重大突破，父权过高实为主因。

长期被否定与压抑之孩子，易生自卑，而以自大掩饰。他妒忌，见不得人好，从不感谢或赞赏他人。传统中国，下一代对上一代之任何挑战，皆绝对不许。父亲从不与儿子讨论，自决自令，子唯行耳。儿子自幼无分析事物与讨论之训练，断事只凭习俗或直觉。不安全、自卑之下，人际冲突不断；因乏分析能力，无法讨论事理，只能互骂对方为人，事的纠纷遂成人的纠纷，汉贼不两立，以致小小误会，怀恨终身。民族性如此，中国焉能不败？

以互惠孝道取代专制孝道

中国文化自有其伟大之处。父权与君权在历史上曾发挥过一定功能，然其所塑造的民族性，已日渐成为国家发展的阻碍。专制孝道，亟待改革——从支配走向协商，从服从走向尊重，从恐惧走向信任。此即“互惠孝道”：老人由社会公养，父母与子女不必同住，而彼此照应。如此，中国方能在现代化道路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明末清初，西方之自由观念与马克思之平等学说传入中国，国人始对传统专制孝道产生怀疑。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知识青年反对包办婚姻，已获显著成效。中共成立后，众多地主家庭出身的受教青年脱离家庭，投身革命，成为革命成功的重要力量。时至今日，专制孝道在沿海城市已渐少见，然在偏远农村，仍根深蒂固。

山东大学曾有一女生（若仍在世，今约四十岁），酷爱服装设计。其父斥为“不务正业”，因家中有人庇护，竟将其带至玉米田里殴打。该女生入学后未能修读心仪专业，未及大一结束，便因心理问题自杀身亡。

专制孝道，尚待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