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犯张大鹏

　　“该罪行建立在被告人蔑视女性人格尊严的观念基础之上。”

　　2024年，德国警方在追查多起针对华人女性的性侵案件时，发现了一个隐藏在Telegram加密群组中的犯罪网络。群组成员多为生活在德国的华人男性。他们被指控使用镇静、催眠和麻醉类药物，让女性失去意识后实施性侵，并拍摄、保存、传播相关影像。

　　药物，有的被叫做“3”，有的被叫做“7”，有的被叫做“力量”。“3”指代一种具有强效催眠和记忆阻断作用的违禁药物；“7”指吸入性麻醉剂；“力量”指另一类镇静药物。

　　这起跨国华人迷奸女性网络案中，药物不是附属工具，而是犯罪得以成立的核心。它有至少四重作用：

　　第一、药物是控制工具。加害者使用镇静、催眠、麻醉类药物，让受害者失去意识、失去反抗能力，处于无法形成有效同意的状态。

　　第二、药物是群组知识系统的核心。药物让性幻想不再只是幻想，而变成了具有实操性的犯罪网络。

　　第三、药物是死亡风险的来源。在对蒋中懿的起诉书中，几乎每一次犯罪事实之后，都重复出现一句相似的话：受害者没有死亡，只是偶然。

　　第四、药物让人“失忆”。很多受害者不是第一时间报案，而是在数月甚至数年后，通过警方查获的照片和视频才知道自己遭到侵害。药物制造了“断片”，也让犯罪者误以为自己可以逃脱追责。

　　药物连接了幻想和行动，连接了个人犯罪和群组暴力，连接了性暴力和死亡。药物让非人化的幻想成为犯罪事实。

　　注：根据柏林地方法院新闻办公室特别提出的隐私保护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泄露或公开个人隐私数据”，本文对在柏林受审的案件所涉人员Zhiting S.和Tong Z.的身份信息参照法律文本进行了匿名化处理。本文涉及性暴力犯罪及敏感内容，部分描述可能引发不适，请读者谨慎阅读。

　　柏林庭审现场

　　2024年秋天，德国和美国司法机关陆续揭开一起以Telegram加密群组为核心的跨国性犯罪网络。公开司法材料显示，相关案件目前至少牵涉八名男性，其中包括德国境内的张大鹏、Tong Z.、Zhiting S.、蒋中懿，以及在美国加州被起诉的翁偲哲等人。已确认身份的核心受害者至少十余名，潜在受害者数量仍难以完全查明。相关犯罪事实最早可追溯至2019年，部分被告自2020年起已进入相关Telegram群组，交流药物、偷拍、性侵影像和作案经验。

　　这张网络最早从现实中的租房性侵案暴露。2024年，德国多地陆续出现针对中国女性的性侵案件，受害者多曾在中文社交平台发布转租、短租或看房信息。警方追查张大鹏案时，在他的电子设备中发现大量犯罪影像、药物信息和 Telegram 聊天记录，由此锁定“德国老司机驾校”八人群组。上述五名男性均为该群组中的成员。

　　Zhiting S.案是这一系列案件中重要且复杂的一环。与其他被控直接实施性侵的人不同，Zhiting S.被控连接着两条线索。柏林检方指控，他在2019年至2021年间，在北京多次对一名女性下药性侵并拍摄照片，这名女性是他的未婚妻。检方还指控，2024年居住柏林期间，他在名为“德国老司机驾校”的Telegram八人群中，向其他成员提供迷奸药物指导。

　　Zhiting S.曾在国内顶尖大学的医学部获得硕士学位，2021年，赴柏林顶尖医学院攻读博士并取得学位。

　　他在这张网络中的位置，在于他被指控提供了一种关键资源：医学背景和药物知识。在一个以“下药、麻醉、性侵、拍摄”为核心流程的群组里，这类知识被应用于犯罪。它让性幻想不再只是幻想，而成了一套可以实践的“方案”。

　　2024年1月7日，“德国老司机驾校”群组成员张大鹏在法兰克福一处公寓内强奸一名女性。作案过程中，张大鹏分享了一个直播，Zhiting S.在聊天中同步给出指示，并写道，“两片药之后，她就不会记得任何事。 ”

　　5月20日上午，Zhiting S.案在柏林地区法院开庭。原本这一天可能是本案宣判日。但庭审刚开始不到半小时，进程就被打断了两次。

　　前二十分钟，庭审现场氛围激烈。Zhiting S.的两名辩护律师同时向法官提出异议，认为部分材料难以阅读，翻译也存在问题。法官随后对被告Zhiting S.说，如果他对材料有不理解的地方，必须告知法庭；重要的是，所有文件都要让他能够看懂。

　　之后法官宣读了一个药物清单，清单里包含药物介绍、作用效果及危害。其中一种药物被描述为可能导致注意力下降，使人持续沉睡。

　　法官还宣读了Zhiting S.所在群组中的聊天内容。“顺便说一句，你要谨慎用这些药，如果你开车发生车祸，结果会很严重。”

　　“开车”，在群组里意指强奸被麻醉的女性。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用药不当，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庭审现场无法确认这句话的完整语境，但在本案中，检方试图证明的核心之一，正是Zhiting S.是否知道这些药物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仍向群组成员提供用药建议。

　　庭审随后进入更敏感的部分。法官宣读了一封写于2022年9月、发给Zhiting S.的邮件。邮件开头，发信人询问：“您好，请问如何称呼您”，随后描述了一名“刚到德国读博不久”的女性，并提到她“德语不好，非常保守，是处女”，最后，发信人感谢Zhiting S.“友好的建议和指导”。

　　这封邮件无法单独证明新的犯罪事实，但它让Zhiting S.与这一网络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更早的时间线。公开材料中，他被指控至少从2024年1月起在“德国老司机驾校”群组内提供药物建议；而这封2022年的邮件显示，早在两年前，已经有人把他当作可以咨询的人。邮件开头询问称呼，也说明发信人与他未必熟悉。

　　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网络里，一个有医学背景的人会被并不熟悉的人找到，并被期待提供这样的药物“指导”？

　　截至目前，本案还在质证阶段。性侵案件中，受害人的证词往往是核心证据。如果受害人拒绝作证，检方会失去重要证据来源，证明难度将会增加。本案一名关键证人，是案卷中被列为潜在受害者的Zhiting S.的未婚妻。法院新闻处告诉正面连接，她已经通知法院，将行使德国刑事诉讼法中的亲属拒绝作证权，不会出庭提供证言。在德国法律体系中，只要双方存在正式的婚约（即使还没有领证或举办婚礼），在法律层面上就被认定为“未婚配偶”。这种关系一旦确立，该证人自动依法获得完全的、无需说明额外理由的拒绝作证权。

　　德国立法者认为，国家不能强迫一个人的亲密伴侣在法庭上陷入两难。为了保护“婚姻与家庭的尊严”，法律选择在亲属关系面前让步，允许他们保持沉默。

　　也就是说，即便她在案卷中被列为潜在受害者，法庭也不能强迫她作证。

　　5月20日庭审结束后，旁听的人聚集在法院外继续交流。

　　5月18日，是本案第四次开庭。庭审过程中，Zhiting S.神态自若，中途还把头放在胳膊上趴着。他全程一言不发，由他的辩护律师进行辩论。

　　庭审传召了一位信息专家，他负责信息技术层面的分析，分析Zhiting S.电子设备，包括手机和电脑，还原他的数字轨迹：涉入过哪些社交媒体账号和Telegram群组、群组规模，以及他在其中发送的信息数量。根据被告的设备中发现的文件，信息专家分析了这些文件夹的结构和名称，从而得知相关文件夹里的文件会何时被下载，从何处被下载以及何时被打开等信息。

　　庭审结束前，法官宣布6月将再增加四个开庭日期。此前外界一度以为5月20日可能宣判，但随着审理继续，判决时间也被推后。

　　5月20日庭审中，一位旁听的女士素描了法庭中的Zhiting S.

　　从幻想到实践

　　根据法兰克福地区法院判决，主犯张大鹏从2020年开始进入Telegram上讨论药物性侵的群组。他先是在色情网站上接触到针对被麻醉女性的性暴力影像。起初，欲望仅停留在幻想层面。

　　随后，幻想在群组里得到确认。他通过某广告链接进入Telegram群。到2020年8月，他已经加入总共25个聊天群，与最多2316名成员建立联系。这些群里交换的内容包括：针对失去意识女性的性侵影像、下药教程、药物购买方式和作案经验。他们也讨论如何让受害者失去意识、无法反抗，并在醒来后无法记起发生过什么。幻想渐渐变得具有可操作性。

　　然后，幻想被技术化了。张大鹏不再只是观看和讨论，他开始掌握药物的购买渠道和施用方式。张大鹏在一个名为“客户服务”的Telegram群中担任版主，该群有32名成员，用于和购买麻醉药物的人交流。他自己也向其他成员出售麻醉药物。判决书写到，他用于犯罪的药物包括多种处方类镇静、催眠和麻醉药物。2020年秋天，他首次通过网络订购这些药物；另有一次，他还亲自前往某地，从卖家处取走药物。

　　数个月后，幻想升级成为了行动。2021年1月，张大鹏第一次把这套方案用于现实中的女性。受害者N与他早在2018年通过网络论坛认识。2019年来到德国后，张大鹏曾帮助她搬家、安顿，两人成为朋友。2021年初，张大鹏请N帮忙照看猫，并提出她可以住进自己的公寓。N同意了。

　　2021年1月17日，2021年1月21日，2021年1月23日，2021年3月7日左右，张大鹏对N实施了四起犯罪行为，其中包括两起强奸，以及两起下药、拍摄并准备进一步侵害但未完成的犯罪。

　　张大鹏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熟练。判决书显示，几次针对N的犯罪中，他会观察受害者的反应，并根据“失败”调整方式。一次没有完成的侵害，被他保存在硬盘中，子文件夹命名为“躺得太久——失败”。很快，他开始改变用药方式，并使用多种药物联合麻醉。法院特别强调，这些药物已经足以影响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核心生理过程，可能导致死亡。所谓“实验”，不是技术摸索，而是在真实受害者身体上进行的犯罪实践。

　　通过对N的多次犯罪，张大鹏获得了第一手经验。此后，他的犯罪对象从朋友、同事，扩展到通过租房和短租信息接触到的陌生女性。到2022年，他已经熟练地把药物藏进巧克力中，并在受害者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实施犯罪。之后，他又把这些经验带回群组，在“德国老司机驾校”等Telegram群里讲述自己的做法，回答他人关于药物、饮料、施用方式和受害者反应的问题。最初在群组里被确认的幻想，经过药物实验和实践，最终变成了可以向他人传授的犯罪经验。

　　最终，这条犯罪链条浮现在现实中的几起租房案中。2024年，德国不同城市陆续出现针对中国女性的性侵案件。受害者大多曾在小红书、微信群等中文社交平台发布转租、短租或看房信息。嫌疑人则伪装成女性租客、代女友看房的人，或临时送东西的“男性朋友”，进入她们的住所，再对她们实施侵害。

　　2024年9月，德国黑森州刑事警察局以中文、英语和德语三种语言发布警情通告，提醒中国女性警惕一名疑似中国籍的连环强奸嫌疑人。通告特别提到，在接待租房、看房或买房相关人员时，不要独自一人在场，最好让他人陪同。

　　两个月后，警方逮捕了张大鹏。张大鹏43岁，居住在法兰克福附近，是一家跑车公司的IT主管。警方在他的电子设备中发现大量犯罪照片、视频、药物信息和聊天记录，也由此锁定了一个更大的网络。

　　张大鹏的社交媒体首页

　　“群体动力”

　　在“德国老司机驾校”的八人聊天群组中，张大鹏非常活跃。在许多地方都表现得像是一个处理药物的所谓“专家”。 例如，他会给出精确的药物剂量建议：2024年2月3日，“德国老司机驾校”聊天发送的一条讯息中，他在回应相关询问时写道，如果受害者的体重约为X公斤，应给予大约X片X药物。

　　他在同一个群组中声称，如果受害者“酒量很好”，则需要更多的X药物。 他还对具体的作案流程给出建议：应该先用吸入式麻醉药X捂住受害者，然后将研磨成粉末的安眠药物X放在舌下，便能迅速产生效果。

　　群内有人向张大鹏和Zhiting S.提出相关询问：“我可以问你们两位专家一个问题吗，如果把 25（药物代号）加到果汁之类的浅色饮料中，看得出来吗？”

　　张大鹏回答道：“就算在清水里也根本看不出来”，“不过当然最好是提前将其溶解，因为如果直接把磨碎的粉末倒进去，如果手稍微抖一下，它基本上会浮在表面或者黏在杯壁上”， “你有一支针筒吧？一支X毫升的针筒就够了”，“不管是什么，重要的是要在短时间内把它倒进去，而且尽量不要留下任何残留物” ，“因为那一点点残留物里可能含有大部分的药量”，“使用针筒的好处是速度快。我有一次，我们面对面坐着聊天，那辆车（受害者）一转头的瞬间，我就把它射进茶里了”。

　　2024年1月6日，他给一名熟人带去一杯事先掺入药物的饮料。出发前，他在“德国老司机驾校”群里同步进展：“已经准备好了，我现在出发。”受害者喝完后，他又更新：“喝光了。但是这妹子把我请出来了，而且还反锁了门……我得再想个借口再去一次。”他在楼下等待药效，同时通过窗户观察受害者房间，在群里不断更新情况。

　　群组成员问：“还会有直播吗？”后来又追问：“一旦固定好了，会有直播吗？”并直白表示想借此获得性刺激。另一个人附和说，“我也想”，他还说想听到受害者的鼾声。

　　法院后来把这种关系称为“群体动力”。在量刑部分，法院一方面把 Telegram 群组中的“群体动力”作为对张大鹏量刑上有利的因素之一，认为他是在这些群组交流中产生了用麻醉药物使女性失去意识并强奸的想法；在犯罪者的交流中形成的群体动力，确认并强化了他的幻想，其他人的赞同反应也进一步削弱了他的违法意识。

　　但另一方面，法院又不断把“拍摄”“传播”“与他人交流犯罪”作为从重情节。张大鹏不是被动地受群组影响，他在群组里分享照片、复盘“经验”、提供药物建议，甚至出售药物。

　　整个犯罪系统不断地吸纳新的成员，形成社群。每个人都被这个群体强化，也在反过来强化这个群体。

　　Tong Z.是这个网络中被警方追到的另一名成员。他在未成年时便来到德国上学。他以“白天是神夜晚是魔”的网名在Telegram各性侵群组活跃，这些群组必须通过受邀才能加入，通常无法直接进入，群名会叫“荡妇分享”和“睡眠强奸”等。2023年11月到2024年9月，他常通过Telegram和张大鹏联系，两人至少互发了2000条信息。

　　与张大鹏的聊天中，Tong Z.吹嘘自己至少强奸了18名女性。他还解释说，当女性在被麻醉状态下、在强奸过程中反抗时，他会觉得兴奋。反抗越强烈，他就越觉得“刺激”。

　　Tong Z.还与张大鹏交流麻醉药物获取、使用和犯罪实施方式。2023年12月1日，他写道，自己已经想好如何避免被发现，比如准备酒店同款的白色床单，让受害者事后不知道事情发生在哪里。他还说，自己偷拍后会把视频放一两年，再用来威胁对方。2023年12月4日，他在描述性犯罪方法时写道，“不能让她清醒过来”，“不能停下”。同一天，他还说自己在网上看到“80%的女性被强奸后不会说出来”，并描述如何用药让女性无法离开。2024年1月17日，他又对张大鹏说，自己在“玩乐”时总会拍很多照片和视频，他建议张大鹏带GoPro和手机，以防腾不出手。

　　警方搜查Tong Z.柏林住处时，发现药物、注射器、微型摄像头和大量数据载体，数据总量超过2TB。判决书特别提到一段他与张大鹏、Zhiting S.的Telegram聊天，2023年11月23日，他在聊天里说，他记录了自己和哪些“妹子”发生过关系，“每个妹子一个文件夹”。

　　犯罪网络中另一个人是蒋中懿。自2020年起，蒋中懿就活跃在这些群组中。他所在的Telegram网络规模更大，其中一个叫“和平酒店”的群组有超过4600人，遍布欧洲不同国家。

　　2023年12月，他通过微信订购了多片具备深度镇静与短暂失忆效果的强效处方药，并在四天之内收到了该药物。2024年1月，他在 Telegram 向张大鹏订购了一些处方麻醉剂。张大鹏把这些药物装在化妆品瓶子里，从法兰克福寄给了他。

　　2024年2月至12月，蒋中懿至少7次在公寓对女友下药并实施强奸，下药的剂量是处方允许剂量的5到10倍，犯案时间长达数小时。待到女友失去意识后，他在室内架设摄影设备，拍照、录视频，甚至去她鞋架上取她的高跟鞋，将鞋跟插入她的下体。

　　警方将他抓获时，被他下药侵害的受害者仍睡在他身旁。警方在其公寓抽屉中搜出麻醉药、注射器、口塞等物品；又在他的iPad中发现超过850份色情和性侵照片、视频。

　　蒋中懿在法庭上遮住自己脸

　　犯罪者在群里获得确认、共享经验、相互指导，再把现实中的犯罪影像带回群里，成为新的教程、炫耀和奖励。系统性正是在这个循环中形成的。这张网还延伸到了美国。翁偲哲案的线索，同样来自德国警方对张大鹏一伙的调查。洛杉矶警方根据德国方面提供的信息，注意到翁偲哲曾从德国汉堡的供应商处大量购买麻醉药物。随后，洛杉矶警方对他展开秘密调查。2025年8月28日，警方在其住处将他逮捕，并搜出药物、注射器、皮带、暗藏摄像头和大量照片视频。

　　还有一名被警方锁定的成员许徐开元。2024年12月13日，许徐开元死亡，针对他的诉讼程序终止。

　　2026年，系列案件陆续进入司法结果。三人获刑，两起仍在审理或起诉阶段。其中张大鹏在法兰克福被判14年有期徒刑，并被宣告适用预防性羁押；Tong Z.在柏林被判5年9个月；蒋中懿在慕尼黑被判11年3个月，至于服刑期满后是否还要继续预防性羁押，法院没有立即作出最终决定，而是保留到之后再审查。Zhiting S.案仍在柏林审理中；翁偲哲案则由洛杉矶检方起诉，尚未判决。

　　“非人化”

　　支持这个系统性犯罪的一个重要基石是成员间使用“极度非人化”的语言系统。在这套语言系统中，所有女性不再被视为与他们一样有平等尊严与生命的人类，而是被物化为了“车辆”，甚至是“猪”。

　　张大鹏、Tong Z.、蒋中懿、Zhiting S.等人所在的“德国老司机驾校”群组里，有一整套固定暗语。女性被称为“车”。被群成员认为有吸引力的女性，被称为“豪车”或“轿车”；与犯罪者没有私人关系或恋爱关系的女性，被称为“野车”；女友、妻子等有亲密关系的女性，则被称为“私家车”。实施性侵的人自称“司机”。对被麻醉女性实施性行为，被称为“开车”。昏迷的女性，被称为“死猪”；半昏迷的女性，则被称为“半死猪”。

　　蒋中懿案宣判时，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审判长特别提到了聊天参与者使用的语言。他说，在这些聊天里，昏迷的女性被称为“死猪”，强奸被称为“开车”。法院认为，蒋中懿在陈述中表现出明显的轻描淡写倾向；而聊天记录中的语言，则呈现出一种极端的、对女性去人化的表达方式。

　　药物也有一套代号。聊天成员用“3”指代一种具有强效催眠和记忆阻断作用的违禁药物；用“25”或“0.25”指代剂量。“基础”是让受害者失去意识、并导致失忆的第一步用药；“力量”指另一类镇静药物；“7”指吸入性麻醉剂。把“7”涂在纸巾、纱布或布料上，再压在受害者口鼻处，在群里被称为“捂住”或“盖住”。

　　聊天中，他们会讨论麻醉的顺序：先使用所谓“基础”，让受害者失去意识并产生记忆缺失；再使用“力量”和“7”，继续加深镇静。

　　他们还用“油”或“汽油”指代麻醉药物，“加油”指使用药物，“加油站”指可以购买药物的渠道。

　　这套语言把犯罪分成了几个环节：找“车”、准备“油”、判断“车”的体重和酒量、决定剂量、进行“加油”，让受害者进入“死猪”或“半死猪”状态，再“开车”、拍摄、保存、分享。

　　蒋中懿曾在四个不同Telegram群里发消息称：“具有完善资质的欧洲司机正在寻找车辆。”在这句话里，“欧洲司机”指身处欧洲、认为自己具备经验和条件的男性；“寻找车辆”，则指寻找可以下手的女性。

　　同样的语言还被用于犯罪之后的复盘。张大鹏在针对N的一次犯罪后，因为受害者在麻醉状态下移动太频繁、反应太多，放弃了原本计划的强奸。他将照片和视频存在外接硬盘中，并把子文件夹命名为“躺太久了——失败”。在另一起针对 N 的犯罪中，他又将子文件夹命名为“喝太多——失败”。

　　张大鹏后来在群中分享针对另一名受害者的犯罪经历时，也使用类似的说法。他将掺入药物的零食照片发到“客户服务”群里，称自己把药包进零食给“一辆车”吃下，然后“顺利地骑了一匹外国大马”。他在给其他成员发的信息中描述了自己施暴的细节，言语中透露了对受害人的蔑视：“但是如果她被药迷倒了，就只能把她的腿抬高，因为你还得给她绑上一根带子。”“如果不把这女的手脚绑在一起，她就会一直动来动去，非常碍事。”

　　死亡风险

　　慕尼黑第一地方法院将“死亡风险”作为评价蒋中懿案的关键。蒋中懿被起诉的罪名中，最重的是七项谋杀未遂；张大鹏案中，最重的指控也包括四项谋杀未遂。Tong Z.案里，也有一起行为被法院认定同时构成严重强奸和危险身体伤害。换言之，这一系列案件并不只是“下药迷奸”。药物不仅是控制工具，更会直接威胁到受害者的生命安全。

　　从2024年2月8日至12月6日之间，蒋中懿至少七次在女友不知情的情况下给她使用镇静药物。起诉书反复写到，这些药物影响中枢和维持生命的生理过程，足以导致死亡。镇静状态下，受害者的咳嗽、呕吐、吞咽等保护性反射被削弱，一旦呕吐物或胃内容物进入肺部，就可能导致窒息或功能性肺衰竭。

　　在其中一次犯罪中，药效减弱后，受害者开始反抗。她收紧双腿，用手推蒋中懿的上半身。蒋中懿没有停下，而是拿起事先放在床边的注射器和纱布，再次对她使用麻醉剂。他把浸有麻醉剂的纱布放在她鼻子上，并用口罩固定，随后继续侵害。起诉书写到，过程中受害者仍不断出现防御性动作和反应。

　　另一次犯罪中，蒋中懿通过摇晃、呼唤、打脸、把手指伸进受害者口中等方式，确认她已经完全镇静、无法反抗。受害者没有反应后，他用透明胶带把她的眼睑向上贴住，让她眼睛保持睁开。凌晨5点43分，她仍明显处于镇静状态，趴在床上，脸下方放着白色纱布。

　　起诉书中几乎在每一次犯罪事实之后，都重复出现一句相似的话：蒋中懿知道，在不受控使用麻醉药物后，他已经造成足以让受害者死亡的条件；受害者没有死亡，只是偶然。

　　法院认定，蒋中懿使用的麻醉药物，即使单独使用，也应由医生操作；而他同时使用三种药物的组合，连专业麻醉师都不会采用，因为对人体过于危险。法院认为，蒋中懿已经清楚这些药物的风险，却仍继续实施。

　　最终，法院最终认定其中两起构成谋杀未遂。视频证据显示，受害者两次出现呼吸受阻、生命危险，而蒋中懿不仅没有采取救助措施，反而继续施暴。法院说，受害者最终活下来，纯属偶然。

　　宣判时，审判长科彭莱特纳（Markus Koppenleitner）说，蒋中懿的行为是“高度犯罪性的、高度专业化的”，也是“蔑视人类和女性的、怪物般的”。被告人将其犯罪行为拍摄成视频，并整齐地储存在硬盘中。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刑警，在看到蒋中懿保存的视频后，也对视频中展现出的对女性的蔑视感到震惊。

　　庭审上的蒋中懿

　　死亡风险不是个别案件，而是药物性侵本身的共同风险。张大鹏案中，法院同样多次强调“迷奸”并不只是让受害者失去意识，而是让她们进入可能死亡的状态。2021年1月，张大鹏多次在受害者N的饮料中加入安眠药。法院写到，N因药物进入深度无意识状态后，维持生命的核心生理过程已经受到影响，足以导致死亡。犯罪过程中，她至少一度出现呼吸道部分阻塞，甚至短暂完全阻塞；呼吸道完全阻塞时，她完全不能呼吸。

　　由于N在被镇静前没有经过医疗麻醉所要求的禁食，一旦胃内容物反流或呕吐物进入肺部，就可能导致呼吸道阻塞和功能性肺衰竭，进而直接窒息死亡。法院认定，张大鹏清楚这一点，但为了实施性侵，放任了受害者死亡的可能性。

　　这种判断在2022年7月18日张大鹏针对一位单亲母亲的案件中达到最重。张大鹏将安眠药注入食物，再作为礼物送给她。受害者进食后，在自己的卧室失去意识。之后，张大鹏又追加使用吸入性麻醉剂和另一种镇静药物。法院认为，三种药物叠加后，受害者的生命和健康风险进一步升级。张大鹏知道这种风险，却仍继续实施性侵。

　　法院认定这起案件构成谋杀未遂。判决书写到，张大鹏中断犯罪后曾靠在卧室门口听里面是否有动静；没有听到声音后，他知道受害者仍处于麻醉状态。随后，他去睡觉，第二天离开公寓，没有查看受害者是否出现呼吸麻痹、呕吐物吸入等并发症。法院认为，他关心的只是自己是否会被发现；至于受害者的命运，甚至她是否会死亡，他已经不再作任何思考。

　　我会是受害者吗？

　　迷奸案件中，寻找受害者是一件困难的事。真正让她们确认自己是受害者的，往往不是自己的记忆，而是警方后来在被告人的硬盘、手机和聊天记录中发现的照片和视频。

　　受害者N从2021年1月遭受张大鹏的侵害。2024年11月，张大鹏被捕后，警方在他的外接硬盘中发现了针对N的照片和视频。起初，警方无法确认她是谁。直到2025年10月24日，张大鹏在庭审陈述中说出她的名字，警方才找到她，并传唤她出庭。

　　从被侵害，到N确认自己是受害者，中间隔了约四年半。

　　一位熟悉张大鹏的女士刘淑（化名）告诉正面连接，去年11月，N通过小红书联系到她。两人原本只是因为都认识张大鹏而开始交流。聊到后来，刘淑得知N曾在2021年与张大鹏有过一段同住经历，开始怀疑她也可能是受害者，便劝她尽快联系德国警方。

　　当时，N仍在国内。对“自己可能是受害者”这件事，她一开始很难相信。在刘淑的帮助下，她与德国警方取得联系，通过线上方式核对相关信息。最终，她确认自己是张大鹏案中的受害者之一。刘淑回忆，N得知真相后非常震惊，也很愤怒。她一直把张大鹏当作朋友，也很信任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在那段关系里遭到侵害。

　　事后回忆起来，N告诉刘淑，唯一能记起的异样是，当时住在张大鹏家她总是做带有性意味的梦。但在当时，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梦是某种现实的映射。

　　但是否赴德国出庭作证，N一度十分犹豫。她已经在国内组建家庭，不希望家人知道这件事。最终，她决定瞒着家人独自前往德国。N很快拿到签证，德国方面为她订好了机票和酒店，并安排两名警察接机。

　　在法庭上，张大鹏始终没有看旁听席一眼。刘淑记得，他一直低头看着桌面，或转头看向自己的辩护律师。

　　2022年7月18日，张大鹏以Airbnb租客的身份住进一位单亲母亲家中。张大鹏实施性侵时，这位女性的11个月大的女儿，就睡在母亲旁边的床垫上。

　　由于药物造成记忆缺失，受害者起初对这次犯罪毫无察觉。直到张大鹏被捕后，警方分析他硬盘中的犯罪视频，她才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得知真相后，她仍要工作、照顾女儿，却长期被羞耻、失眠和恐惧困住。她不愿告诉朋友和家人，也不想寻求专业帮助。她还不断责备自己没有保护好女儿，担心女儿是否也曾被下药，甚至害怕青年福利局会因此把女儿带走。判决书写到，一年多以来，她无法打开自己的信件，只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堆放着；她担心账单和催款，又不敢把攒下的钱花在度假上。她确信，自己的生活再也不会回到犯罪发生之前。

　　德国媒体Bild 图片报报道《房东被诱骗并遭强奸》，法庭上的张大鹏用红色T恤盖住脸

　　2024年1月6日，张大鹏又将同事Y变成目标。Y和他原本是朋友，也曾与张大鹏的妻子和其他同事一起出国旅行；几个月前，两人还互换过备用钥匙，方便出国时帮对方浇花、照看猫。

　　直到张大鹏被捕后、警方在2024年12月发现相关照片和视频，Y才知道自己遭到侵害。得知真相之前，她甚至还在陪同张大鹏的妻子一起去见辩护律师；还应律师要求，帮张大鹏向雇主申请休假。她一直把张大鹏视为朋友而非加害者。

　　得知自己受害后，Y出现严重睡眠障碍，即使用药也无法缓解。她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害怕夜间有人闯入自己的住处。

　　张大鹏曾与他人交流：“最完美的情况是，她在迷醉中途醒来，这样就变成了强奸，而第二天她什么都不记得。这样你一次就能获得多种体验。”

　　受害者往往并不知道自己遭受侵害，留下的只有断裂的身体感受。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BKA在网站上提醒女性留意可能被下药的迹象：异常长时间睡眠、醒来后无法解释的疲惫、淤青，或在不是自己入睡的地方醒来。

　　Tong Z.案中，受害者大多来自他的社交圈。2024年，他通过网络认识了一名有轻度身心障碍的年轻女性。两人在他的公寓里吃晚餐时，他趁对方没有察觉，向她的酒中加入多片处方类安眠药。药物和酒精共同作用后，她逐渐陷入麻醉状态，躺在床垫上，只能极微弱地感知之后发生的事情。Tong Z.随后把她像“关节人偶”一样摆布，实施性侵并拍摄。

　　这类药物性侵剥夺的不只是身体反抗能力，也剥夺了受害者理解现实的能力。处方类镇静催眠药和酒精并用，会强烈压制中枢神经系统，使人陷入昏睡、意识混乱和记忆缺失。受害者可能记得服药前发生的事，却对服药后的经历、听到的话、看到的场景和身体遭遇完全“断片”。她们知道自己不对劲，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对许多受害者来说，性侵并没有随着身体醒来而结束。数字性暴力让受害者无法真正离开那个痛苦的案发现场。只要影像存在，她们就会不断担心：它是否被别人看过，是否还会被上传，是否某一天会突然出现在互联网上。

　　“厌女”动机作为量刑加重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Tong Z.案的判决书里，柏林地方法院不只写下了他做过什么，也写下了这些行为背后的思想。法院在量刑时使用了一个明确的表述：这些行为建立在“蔑视女性的厌女思想”之上。

　　法院认为，Tong Z.的犯罪不是几次孤立的偷拍或性侵，而是一个持续多年的系列行为。他秘密拍摄女性洗澡、换衣、睡觉和发生性行为，为不同女性建立文件夹，把影像储存在硬盘里，也在 Telegram 聊天中与他人讨论、炫耀。判决书特别提到，这些聊天内容显示，Tong Z.“普遍将女性视为纯粹满足性欲的对象”。麻醉女性，是为了增加他的性快感，也为了让他能够拍下受害者丧失反抗能力时的影像。

　　这个判断影响了Tong Z.案中一些看似较轻罪名的处理。德国刑法中有一条原则：对于较轻罪行，法院通常应尽量避免判处六个月以下的短期监禁；如果可以用罚金处理，就不应轻易判监禁。只有当罪行的特殊情节，或被告人的人格状态，使得监禁对于教育被告、维护法律秩序“不可或缺”时，法院才会判处短期自由刑。

　　但在Tong Z.案中，法院仍然对多项偷拍行为判处了短期自由刑。理由是，这些偷拍视频并不是普通的隐私侵犯。它们被嵌入一个持续多年的性暴力系列中，也和 Telegram 群组里的厌女语言、药物性侵幻想、影像炫耀连接在一起。法院认为，Tong Z.长期实施这类行为，体现出对女性的蔑视，仅以罚金处理不足以回应行为的不法性，也不足以对他产生教育和警示作用。

　　这一点，让这些案件与德国近年的刑法修正发生了连接。

　　2023年6月，德国通过刑法修正案，修法将“基于性别的”以及“针对性取向的”犯罪动机，明确写入《德国刑法典》第46条第2款第2句的“不人道动机”量刑考虑清单中，使其成为法院在量刑时应当特别考虑的法定因素。

　　这意味着，如果加害者出于对女性的仇恨、轻蔑、支配欲，实施谋杀、伤害、恐吓、性暴力或网络暴力，法官在量刑时应当把这种动机纳入考量，并可以作为从重处罚的理由。

　　在司法实践里，问题一直存在。尤其是在伴侣暴力、杀害女性、分手报复等案件中，一些法院仍倾向于把男性的占有欲、控制欲或报复解释为“激情”“情感崩溃”或关系破裂后的失控，有时甚至因此减轻处罚。修法之前，德国法律并非完全无法处理这类动机。法官也可以把针对被害人性别或性取向的犯罪动机，归入“蔑视人类的犯罪动机”之中。

　　德国女律师协会曾对此发表声明，认为此次修法的重要意义，正是纠正这种司法盲区。它要求法官看见犯罪背后的性别权力结构：加害者是否把女性视为自己的所有物，是否因为女性不服从、不回应、不属于他，而实施暴力。换句话说，法律不再只看见一个具体的伤害结果，也要看见伤害背后的男权支配欲和对女性的不平等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