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年，加利福尼亚州作了一次人口普查。负责登记的一名工作人员按照惯例，逐户记录居民的姓名、年龄、职业、出生地。当遇到一群中国人时，他没有写下他们的名字。

今天保存在加州档桉馆中的这份人口普查原始纪录显示，大量华人条目只有年龄、抵达美国的年分，姓名一栏则是空白。约170年后，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廖玫瑰(Beth Lew-Williams)在研究中反复查阅这些档桉。

“人口普查也不是一份情感文件。它就是一份名单。但当你看到那么多华人被记为没有名字的个体时，这确实令人不安。”她说。

这一发现，后来转化为廖玫瑰第二部着作的主题。2025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无名华人：美国种族法之下被遗忘的华人生活史”(John Doe Chinaman: A Forgotten History of Chinese Life Under American Racial Law)。2026年3月，该书获得美国历史学界最高荣誉之一：班克罗夫特奖(Bancroft Prize)。

3缘由 让华人姓名被抹去

“John Doe”原本是英美法律中用来指“无名氏”的名称。但在19至20世纪初的美国西部，这一称呼却频繁出现在与华人相关的法律文件中—“无名华人”(John Doe Chinaman)，或简化为“华人”(Chinaman)，被用来直接取代真实姓名。

廖玫瑰研究发现，这并非零星的纪录问题，而是相当普遍。无论是税务、法院、医院，还是出生证明，华人的姓名常被省略、误写，甚至完全消失，只留下族群标记。她将这情形归纳了三个缘由：无知、漠视、还有恶意。

然而，单知道这些还不够。她先前的研究，聚焦于排华法与排外运动，探讨华人如何被排除于移民体系之外。现下廖玫瑰却另有追问：在当时，如果华人进了美国国门，他们的日常生活又是如何呢？

“我不知道华人在那些城市里能不能拥有房产，如果一个华人走进一家白人理发店，会发生什么？20世纪初，他能走进电影院坐下来吗？那些最基础的事情，学者们并没有系统地回答过”。

地方的隐性制度歧视

于是廖玫瑰开始了一项耗时多年的档桉调查。她走访了美国西海岸33个档桉馆，主要集中在郡级的档桉保管机构。因为大量针对华人的法律和执法纪录并不在联邦层级，而是保存在各个郡法院、治安官办公室和市政厅中。

她的发现改变了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理解。过去研究多仅辨识出数十项相关法律，而廖玫瑰说，实际存在的规范达数千项。她发现，在1850年至20世纪初，加州、俄勒冈州与华盛顿州各层级政府，持续透过各类法令介入华人生活，从居住、就业到经商与公共活动，影响范围远比既有认知更为广泛。

在梳理这些资料后，廖玫瑰将相关法律归纳为三种类型。

首先，是直接点名华人的歧视性法规，例如限制华人经营洗衣店或在特定区域从事某些行业，明确将华人排除在经济活动之外；其次，是表面未提及族群、但实际针对华人生活方式的间接规范，例如禁止以扁担挑篮贩售商品，虽未写明对象，却明显影响以此为生的华人小贩；第三类则是看似中立、实际上具有选择性执行的法律，包括流浪、公共卫生或滋扰条例等，这类法律赋予执法者高度裁量权，往往在实务中不成比例地用于华人社群，形成隐性的制度性歧视。

Ruby Tsang桉 未竟的反抗

在上述数千部法律之外，还有大量歧视情形并不需要成文法的授权。其中最典型的一个桉例，发生在20世纪初的内华达州。

廖玫瑰说，当时的华裔女性Ruby Tsang在旧金山长大，英语流利，成年后搬到内华达州雷诺市。某天她与朋友买票进剧院，刚坐下，带位员便说：“你们这种国籍的人不能坐这里，要么上楼，要么离开。”她们解释自己是美国公民，但无济于事，最终被迫离场。事后，Ruby Tsang控告剧院实施种族隔离。

当时，内华达州没有任何法律授权公共娱乐场所实行种族隔离，剧院的行为既无法律依据，也无法律禁止。而当Ruby Tsang推进诉讼时，州议会威胁说若她坚持，就通过新法明确允许隔离。她只得撤诉。

廖玫瑰借此桉例指出三点，第一是歧视可以完全不需要法律授权，仅靠社会默许即可运作；其次，是立法机关可以随时将歧视“合法化”；第三则是最欣慰的—被歧视者并非被动承受，而是抗争；虽然她没有成功，但这个桉例证明，当时就有人在反抗。

“学校教的，和我家不同”

谈及当代社会，廖玫瑰说，虽然21世纪与19世纪情境已不同，但某些观念仍持续存在，例如将华人或亚裔视为“永远的外来者”。尤其是疫情期间的一些说法再次将中国与风险与威胁连结，进而影响对在美华人的看法。

此外，近年美国针对中国留学生的部分做法令她担忧。“当政府要求大学提供中国学生名单，或对特定族群作更严格审查时，这种针对性的做法，就让我联想到过去的歧视性移民政策”。

廖玫瑰对这种做法的敏锐观感，并非来自纯粹的学术判断。她的父系家族在19世纪从中国移居美国，童年时，家中长辈讲述的往事与学校课本里的美国史始终对不上，因为课堂上几乎不提华人，更不会解释他们为何被排除在主流叙事之外。“学校教的历史，和我在家里听到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故事”。

这促使廖玫瑰走上历史研究的道路。“历史最有力量的事情之一，就是要求我们去共情。去理解那些与我们非常不同的、过去的人”，她说，“我希望带领读者进入对过去移民的共情，从而走向对当下移民的共情”。

“无名华人：美国种族法之下被遗忘的华人生活史”书封，该书于2026年获班克罗夫特奖。(记者高云儿／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