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施大规模非法关押的“再教育营”遭到国际舆论谴责之后，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一位逃离中国的前新疆警察在德国向记者讲述其亲历真相。*https://t.co/tC9moRE964 pic.twitter.com/b7CDwlsh1B

— DW 中文- 德国之声 (@dw_chinese) April 25, 2026

　　在实施大规模非法关押的“再教育营”遭到国际舆论谴责之后，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族裔人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一位逃离中国的前新疆警察在德国向记者讲述其亲历真相。

　　2020年的一天，中国新疆阿克苏沙雅监狱，大约60多名来自和田县的囚犯刑满获释。

　　他们都是维吾尔人，大多度过了五到十年的牢狱生涯。入狱的原因，可能因为做了一次祈祷，唱了一首歌，戴了一次头巾，看了一次视频，甚至只是打了一次篮球——锻炼身体也有潜在的“暴恐分子”嫌疑——就被重点监控，然后经历审讯和酷刑，屈打成招，获刑入狱。

　　一辆大巴前来接他们出狱回乡。车上并不是他们的亲人和朋友，而是当地的民警，其中包括和田县基层民警张亚博。

　　在河南出生长大的张亚博，已经在新疆生活了十多年。从2014年11月到2023年9月，他先后担任和田地区于田县看守所民警、和田县玉如什开村村警、和田地区康复医院民警、阿克苏沙雅县季节性劳务输出民警、和田县罕艾日克镇吾其坤麦丹村警务室民警、和田县看守所民警、和田地区看守所民警等职务。在此期间，他曾往返于新疆各地近50座监狱押送囚犯或者接回刑满释放人员。

　　他还先后前往广东、贵州、安徽等地执行劝返/遣返任务，将在这些地方打工或者经商的维吾尔人押送回新疆接受审讯。

　　那一天，张亚博和其他警察一起，把载着刑满释放人员的大巴开到和田县国保大队门口。国保警察满脸兴奋，立即对这些“重获自由”的维吾尔人重新审讯，称之为“深挖线索”。

　　“这时候的审讯，本质上是一场带有诱导性质的‘填空题’”，张亚博对德国之声记者说，“只要能审出点什么‘新问题’，哪怕是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就能进行‘二次判刑’。”

　　这是2026年4月，张亚博已逃离中国，在德国生活了八个月时间。他回忆说，那些国保警察见到维吾尔刑满释放人员，“简直比见到亲人还要亲”。因为新疆的每一个警察都患有“KPI（关键业绩指标）焦虑症”。他们的KPI，不是破获了多少案件，而是将多少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族裔人送进监狱，或者重新送进监狱。

　　装疯住进精神病院的维吾尔村民

　　2014年，在中国掌权不久的习近平对新疆官员们发表了一系列内部讲话。随后，新疆启动了“严打暴恐”专项行动及“反恐人民战争”，并出现强制关押维吾尔人的“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又被国际媒体称作“再教育营”或“新疆集中营”。

　　2016年底，陈全国被任命为新疆党委书记之后，再教育营规模急剧扩大。相关调查显示，到2018年，至少有181座，估计上百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人，未经审判就被长期关押，在恶劣的环境中遭受镣铐、殴打、禁闭等酷刑，并被驱赶从事摘棉花等强迫劳动。

　　从2017年11月到2018年8月，张亚博在和田地区康复医院担任管教民警。这座精神病医院实质上被改造成了“集中营”，医生、警察和“患者”人数都远超寻常。

　　据张亚博介绍，新疆“集中营”按照监管的严厉程度分为高中低三等。他所在的精神病院属于最低等级。由于押送“患者”和“学员”的需要，他往返于不同等级的关押场所，看见各种形式的酷刑。

　　记者就媒体报道中关于“学员”经历的吊打、禁闭和强奸等遭遇向他求证，张亚博说，酷刑和虐待“在集中营里是家常便饭”。他经常听见“学员”受刑时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叫。这些喊叫声也给他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成为他至今难以摆脱的噩梦。

　　但是，张亚博认为，这种精神创伤是他作为正常人对这种荒诞环境的自然反应。他还要把真相告诉自己尚未成年的儿子。记者问：“你不担心这样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吗？”他大声说：“有伤害才是对的！”

　　张亚博说，他没有亲眼见到“学员”被当场打死的场景，但是知道若干受刑之后几天死亡的案例。他说，“集中营”里几乎每周都有人死亡。

　　因此，一方面，大量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族裔人被随意鉴定为精神病患者，遭到强制关押和“治疗”。另一方面，很多人为了逃避更严厉的酷刑，“装疯卖傻”，或者买通医生，扮演精神病患者，自愿被关押进张亚博任职的“康复医院”。

　　他的维吾尔民警同事告诉他哪些人伪装精神病，他对此也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他们不闹事就行。他知道，伪装的代价是每天都要服用治疗药物，“没病也能吃出病来”。

　　冒充普通村民的维吾尔干部

　　据中国政府的公开招标文件显示，从2017年开始，新疆当地政府采购了大量镇暴武器和酷刑器具。新疆和田地区公安部门曾为当地的再教育营采购“2768根警棍、550支电击棒、1367副手铐”，还有2792罐胡椒喷雾。

　　与此同时，中国当局也在新疆启用了严密的大规模监控系统，建立了结合监控摄像头、检查站、人脸识别、手机监控软件与人工智能等多种技术的“天网”系统。

　　这些针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监控技术和制度，随后被实施于全国各地，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间，成为所有普通公民的电子镣铐。2022年11月，中国各地爆发了反抗封控的白纸运动。

　　在疫情期间，身为警察的张亚博，也因为“清零政策”而短暂失去出行自由。这让他对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族裔人的遭遇更加感同身受，难以继续从事这份工作，第一次明确地产生了辞职、逃离新疆并说出真相的念头。

　　他在新疆生活了18年。他说，这个念头让他感到害怕，害怕遭到当局报复。但是，“正因为我对新疆有深厚的感情，我才不能选择沉默。”

　　新疆设置的现代“集中营”震惊了国际社会。身处海外的维吾尔人在世界各地及网络举行抗议活动，总部位于德国慕尼黑的非政府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简称世维会）也发出呼吁，要求各国惩罚中共的暴行。

　　世维会柏林办公室主任海玉儿·库尔班（Haiyuer Kuerban）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该组织多次为逃离集中营来到海外的维吾尔人提供帮助。

　　世维会被中共当局定义为从事国家分裂活动的恐怖组织。有一次，张亚博在接受拘押一位维吾尔村民的任务时，被告知其罪名包括“和世维会联系”。他记住了这个“海外反动组织”，开始想象也许有一天可以找它说出自己所处荒诞世界的真相。

　　库尔班说，在此之前，他们从未接待过来自新疆集中营内部的警察。

　　独家专访关恒：在中国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作为基层民警，张亚博多次见证，大凡有外国记者和国际机构来访，当地立即进行紧急部署，将接待村庄的村民或者受访家庭成员全部置换为维吾尔地方干部，让他们否认集中营的酷刑和虐待，展示维吾尔民族“幸福快乐的生活”。

　　镇压维吾尔人的策略调整

　　纸终究包不住火。2018年8月，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公布了其结论性观察报告，报告批评"在中国法律中对恐怖主义的广泛定义，对极端主义的模糊引用和对分离主义的不明确定义"，呼吁北京终止在没有合法指控、审判和定罪的情况下进行拘留，立即释放再教育营被关押者。

　　2019年12月，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与此同时，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强烈谴责中国大规模关押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这种任意拘押的做法，无条件释放包括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得主伊力哈木在内的被拘禁者。

　　同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在中国国务院记者会上宣布，新疆教培中心的学员已全部结业。中国时任外交部长王毅随后也声明，教培中心的学员“都在政府帮助下找到了稳定的工作，过上了安宁生活”。

　　国际社会观察者普遍认为，中共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并没有因此结束，在某些方面还变本加厉。

　　德国新疆问题专家郑国恩（Adrian Zenz）与张亚博进行了深入的接触，查阅了他带出来的多种内部材料，并进行了相关研究。他在最近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章中指出，在揭露“再教育营”大规模关押活动的新闻报道和人权调查之后，国际社会了解新疆真相变得愈加困难。

　　郑国恩认为，北京对镇压维吾尔人的策略进行了调整，从大规模关押运动演变为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全面管控。尤其是2021年12月马兴瑞接陈全国出任新疆党委书记以后，强化了日常监控和短期拘押，经过法庭审判刑入狱的案例也大量增加。

　　张亚博粗略估计，其所在村约40%的成年人口曾被关押于再教育营。再教育营大规模关押结束之后，被释放回村的人中，又有将近一半的人被以各种理由投入监狱。刑满释放人员中，所有人都会被短期拘留，将近十分之一的人被二次判刑。他所经历的每个村庄，都有维吾尔人从监狱到看守所再到监狱。

　　2021年，美国国务院、加拿大议会与荷兰国会先后通过动议，明确指控中国对待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手段是“种族灭绝”。同年，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发表声明，就新疆维吾尔人权问题对中国进行制裁或谴责。

　　2022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布新疆人权报告，指出中国当局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主要以穆斯林为主的社区”存在“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涉嫌“危害人类罪”。

　　从中国媒体的愤怒驳斥中，张亚博得知了联合国人权高专指控中国当局的这一罪名。他对此并不感到意外。

　　每周提交“涉嫌恐怖活动”线索

　　张亚博对德国之声介绍说，新疆的基层民警有任务每周向上级部门提供线索，这些线索要足以导致更多维吾尔人被拘押或者判刑才算有效。

　　他和当地村民都很熟悉。他从来不认为那些温和的维吾尔人是暴力恐怖分子。“我从来没有害怕过这些‘恐怖分子’，我的恐惧来自上级的检查。”他说，完不成任务就会受到领导劈头盖脸的辱骂，扣罚奖金，失去晋升机会，而且不能休假。他和在同一地区工作的妻子，往往一个月才能见上一面。

　　基层警察的“KPI”压力都很大，但并不是所有警察都如此业绩不佳。那些对刑满释放人员“深挖线索的”国保民警，大都开着豪车，用着最新款手机，住着县城里最豪华的房子。

　　他们奢华生活的背后，是一些刚刚走出监狱大门的刑满释放人员，立即进入这样的时空循环：再次经历审讯和酷刑，屈打成招，获刑入狱。

　　等到他们第二次刑满释放，是否还会再次进入这样的循环？张亚博说，他没有见到第三次获刑入狱的人，因为他离开新疆的时候，他们还在第二次服刑之中，或者已经死在狱中。

　　那些没有被立即重新送回监狱的刑满释放人员，日子并没有好过多少。张亚博介绍说，经过国保大队审讯之后，他们被送回辖区，出席回乡“见面会”，然后排队接受短期拘留。

　　拘留后，他们在辖区接受管控，离开辖区必须请假。管控具体措施被总结为：日见面，周谈话，月评估，季考核，年总结。

　　这些管控措施，不但适用于刑满释放人员，也适用于辖区其他重点管控人员。

　　这些都是基层民警的日常工作。每个重点监控人员都有一份档案，列为涉密档案，存放于警务室的保密室内。档案内所记录的，是这些战战兢兢活着的村民的日常起居，以及部分民警或“线人”为了完成任务编造的“涉嫌恐怖活动”线索，比如“打了一次篮球”。

　　“困在20点”的爱情和生活

　　张亚博对他参加的刑满释放人员“见面会”难以释怀，称之为“人类最可怕的洗脑成果展示”。

　　固定流程：刑满释放人员必须用汉语自我介绍，报告未来接受监管的日程，反反复复感谢党和政府，表示用余生报答党的隆恩，并高唱一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然后去排队接受短期拘留。

　　他谈到一位年近七旬的刑满释放老人，像机器人一样条件反射地鞠躬，见到村干部和村警，立即脸色煞白，浑身发抖，“她俨然遭受过某种不为人知的酷刑”。

　　在参加了四次这样的“见面会”之后，张亚博开始以各种理由躲避这样的场景。

　　但是他无法躲避自己的份内工作：对“情报员”的看管。

　　有一位村民，机动车修理工，受人诱惑观看了一次“暴恐视频”，被拘押几个月之后，愿意为国保大队充当“情报员”，以此换取免于被判刑入狱。

　　作为“情报员”，他必须每天到警务室报道，和看管他的民警张亚博见面。

　　这位机修工隐瞒了自己的处境，在和田市谈了一个女朋友。他必须在每天晚上八点之前回到村里，每次都编造各种理由在七点之前离开恋人，驱车一个小时返回。

　　走在德国城市的街头，这位“情报员”困在20点”的爱情和生活仍然在张亚博的脑子里挥之不去。他对记者说：“他这样的生活从2020年持续至今，仍然不知道何处是尽头。”

　　他说，在每个村庄，都有几个类似这样的“情报员”。这是基层管控最坚固的基石。

　　2025年7月，陈小江取代马兴瑞成为新疆党委书记。2026年4月，新华社公布，马兴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调查。但是，新疆的“情报员”监控基石没有改变。

　　“他失去了祖国，却找回了灵魂”

　　2023年9月，张亚博以照顾病重的家人为由递交了辞职信，签署了“涉密人员离职离岗保密承诺书”。他的妻子，仍然留在新疆体制内工作。

　　2025年8月，他带着中学生儿子赴欧洲旅游。临行前，他提醒儿子“跟妈妈合个影”。他的父母、妻子和儿子都不知道，他心里有另外的计划。

　　天气酷热，父子俩跟着来自广州的旅游团，从法国到意大利再到德国。在游客众多的新天鹅堡，张亚博躲过了导游和团员的视线，拉着儿子朝着一条小路飞奔。

　　出行之前，所有团员的中国护照都被导游收走，集中保管。但是他知道，他再也不需要它了。

　　在发给德国之声记者的个人笔记中，张亚博写道：“他失去了祖国，却找回了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