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43岁的李正（化名）回到母校报到，成为新闻学院的一名全日制博士生。报到第一天，在宿舍楼下的联通营业厅，他看中一张39元155G的学生流量卡，却被工作人员告知：学生卡仅限28周岁以下办理，“您的年龄不符合”。这个略带尴尬的细节，是他重返校园的第一课。

　　李正本硕读的都是新闻，先后在媒体和地产行业工作，2019年离职创业。他现在的公司不大不小，每年有较为稳定的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创业的第七年，李正陷入持续一年多的迷茫，又赶上AI（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于是动了重返校园的念头：在职的EMBA意义不大，不如考一个全日制博士，让自己“纯粹一点”，静下心来学习和思考AI带来的产业变革，看能否找到自己公司业务的新方向。谈到毕业去向，他的回答与“进高校、搞科研”的常规路径毫不相干：“我大概率还是会继续创业。”

　　李正是个特例，与他故事形成对照的，是就业市场上博士群体的处境。

　　7月6日，教育部发布《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招收博士生20.16万人，首次突破20万；在学博士生75.36万人；毕业博士生11.29万人，首次突破10万。三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而五年前的2020年——被普遍视为博士扩招“拐点”的年份，年招生量才刚刚突破11万。五年间，招生规模增长超七成。

　　毕业人数的上涨，撞上了高校有限的吸纳能力。有媒体测算，全国高校每年能提供的教学科研岗位仅3.5万个左右，于是有了“11万博士卷3万个岗位”的说法。“博士过剩”“学历贬值”的话题反复登上热搜，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

　　“中国博士过剩了吗？”由此成为2026年最热的教育话题之一。但如果把视野放宽，结论可能完全不同：按人口占比衡量，中国博士密度与美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显著差距，远未到“过剩”的程度。总量的稀缺与局部的拥挤，是这场争论中两个看似矛盾的现实。

　　“讨论是否‘过剩’，先要分清三个概念：已经积累了多少博士、每年新培养多少、社会能提供什么岗位。”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陈兴德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判断博士是否‘过剩’，要看培养出来的人能否发挥博士训练的价值，而不只是看人数和比例。”

　　徐工集团原董事长王民曾提出著名的“徐工之问”：为什么大学培养的博士到不了一线企业？作为全球工程机械龙头企业，徐工集团博士曾长期不足百人，且流失率高；而同城一所省属高校却能吸引上千名博士任教。

　　一边是高校教职一位难求，一边是企业研发“吃不饱”——如果博士真的“过剩”，为何急需高层次人才的企业反而招不满？

　　博士大扩招

　　2026年6月，在一所“211”高校的毕业典礼上，戏剧影视学博士生彭静萍（化名）从辅导员口中得知了一组数据：今年同专业毕业的20多名同学中，真正落实工作的仅有两人；若将“已拿到录取通知但尚未签约”的情况也计算在内，总数勉强达到五人。其余同学的情况各不相同：有人在招聘平台上投出三个月简历仍无着落，有人已返回老家待业，还有人几经辗转，最终又签回了读博前的工作单位。

　　部分博士暂时没找到工作，不等于博士群体过剩。陈兴德强调，博士人口占比反映长期积累，招生规模反映未来供给，就业情况反映人才与岗位的关系，三者不能相互替代——“讨论就业压力，应当关注毕业生规模及其变化，不能把75万在学博士都当作同一年进入就业市场的人。”

　　个体的背后，是一个规模持续扩张的群体。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招收研究生143.85万人，其中博士生20.16万人、硕士生123.68万人；博士生招生较2024年的17.11万人增长17.8%；硕士生招生首次突破120万人，毕业硕士生首次突破100万人；全国在学研究生达429.95万人，各种形式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872.57万人，均创历史新高。

　　把时间轴拉长，扩张的轨迹更加清晰。据教育部历年统计公报，博士招生规模从2015年的7.44万人增至2025年的20.16万人，十年间扩大至约2.7倍；在学博士生从2016年的34.2万人增至75.36万人，增长约1.2倍；毕业博士生从2016年的5.5万人增至11.29万人，翻了一番有余。

　　放在更长的历史坐标中，如今的规模更显惊人。1983年5月27日，新中国首批18名博士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学位授予。2008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披露，改革开放29年间全国累计授予博士学位24万人——如今，博士一年招生20.16万人，已接近当年29年累计总数的八成。

　　中国的博士规模持续扩张，它在全球博士教育版图中处于什么位置，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推动力？

　　事实上，中国博士教育规模的扩张速度在全球名列前茅。《自然》杂志（Nature）2025年6月刊文指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8个成员国中，新获博士学位的人数1998年至2017年间几乎翻了一番，此后仍在持续增长。中国的扩张毫不逊色：在学博士规模从2013年的约30万人增至2023年的60多万人，同样实现翻番。

　　在全球博士教育中，中国绝对规模已进入第一梯队。各国统计年份、学位类型的口径不完全一致，按各国官方统计粗略比较：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NSF‑NCSES）发布的《美国大学博士获得者调查》（SED）显示，2024学年美国高校授予研究型博士5.81万人，为1958年有统计以来高位；德国联邦统计局（Destatis）数据显示，2024年通过博士考试2.82万人；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HESA）显示，英国高校授予的博士学位数2023/2024学年2.56万人。

　　综合全学科与理工科（S&E）可比口径，中国均处于全球博士培养规模较大国家之列。

　　中国的扩招正在向头部高校延伸。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兰州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近年发布的招生简章显示，博士招生计划均有不同程度扩大。这显示博士培养向优质化方向集中，也契合国家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而培养规模的扩大，正是支撑这一战略的重要举措。

　　真的“过剩”了吗？

　　如此大规模培养出的博士，究竟算不算“过剩”？

　　“过剩论”最直接的依据来自学术赛道。《自然》杂志曾刊文《世界需要多少博士？博士毕业生的数量远远超过学术界的工作岗位》指出，过去几十年来，全球博士毕业生规模稳步扩大，然而大量博士生面临学术岗位供给不足的问题，研究机构难以全部容纳，这一“僧多粥少”的局面引发学界担忧。

　　长期以来，在博士学位的“学术光环”之下，高校培养学生、学生选择读博，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目标——成为学术研究者。香港大学高等教育政策与实践研究员雨果·奥尔塔（Hugo Horta）指出，“大多数进入博士项目的学生，接受的培养仍是以成为学者为目标，因此未来许多毕业生在竞争任何学术岗位时，都将面临激烈竞争。”

　　奥尔塔指出的是全球博士教育的普遍状况，这种期待与现实的落差，在中国内地同样存在。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阎光才援引2022年一项对2300名在读博士生的调查称，约六成博士生期待在高校工作，人文社科领域这一比例高达75%至80%；而教育部2023年12月披露的数据是，当年应届博士毕业生中，实际进入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仅约四成。

　　学术赛道的拥挤并非中国独有。韩国国家统计门户网站（KOSIS）发布的《2025年国内新增博士学位获得者调查》显示，在1.0498万名新增博士中，未就业者占33.3%，创2014年该项统计开始以来的最高值；其中30岁以下青年博士无业率高达51.1%，首次超过半数。越来越多的博士不仅找不到工作，甚至放弃了求职、退出劳动力市场。

　　即便在学术赛道最成熟的美国，博士的就业归宿也早已不局限于大学。2024年，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CGS）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研究者对80位博士毕业生开展了深入调研，其中大多数受访者最终选择进入产业界任职。

　　这些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现实，能否推出“中国博士过剩”的结论？若把总量、密度、结构三组数据放在一起，答案远比想象中复杂。

　　如果只看绝对数量，中国已是世界上博士培养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但按人口占比衡量，中国的博士仍然不够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口中，拥有博士或同等层次教育者约占0.12%，而美国为2.09%，德国为1.51%，英国为1.08%。另据《文汇报》2025年11月报道，中国目前拥有博士学位者约120万人，以14亿多总人口计，占比不足0.1%，这一密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

　　那么，按结构衡量，中国处于什么位置？总量之外，还有另一把尺子：博士生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占多大比重。陈兴德介绍，按OECD公布的2022年数据计算，博士及同等层次学生占高等教育在校生的比例，美国约为2.0%，法国约为2.3%，英国约为3.6%；按中国教育部同年数据测算，这一比例约为1.2%。

　　陈兴德提醒，由于中国“各种形式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的统计口径与OECD不完全一致，这组数字只能作为结构参考，不能当作严格的同口径排名——“英国高于美国，不能据此判断美国培养不足；中国低于某些发达国家，也不能把差距直接换算成扩招名额。”

　　不过，抛开统计口径的差异，一个现实感受是：学术赛道的“僧多粥少”确实在加剧“过剩”的观感。将中国博士简单冠以“过剩”之名显然并不严谨，但为什么这种观感会如此强烈？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2024年在一个论坛上的比喻流传甚广：中国这么大，各行各业长期需要人才，之所以显得“僧多粥少”，一种可能是“我们给的‘粥’种类太少”——不是博士太多，而是适合博士的舞台不够大。

　　供需错配？

　　近年来，博士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源于供需两端的共同驱动。需求侧，社会整体学历水平提升，越来越多人期望通过继续深造获取更高的经济回报；供给侧，过去十几年科研经费持续加码、项目数量增长，为博士培养提供了硬支撑——全社会研发经费已从2020年的约2.4万亿元增至2025年的约3.9万亿元，占GDP比重从2.36%升至2.80%。

　　不过，“经费增加”不等于“岗位同比例增加”。陈兴德提醒，技术升级不等于学历升级，研发经费的增长并不直接转化为博士岗位的扩张。更关键的制约来自需求端的结构性矛盾：学术类岗位的容量极为有限。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这类岗位的规模取决于产业结构——美国学术类岗位不超过就业市场的20%，而中国仅约5%。换言之，问题不在于博士“太多”，而在于能吸纳博士的岗位池“太窄”。

　　企业端是出路之一。2024年中国企业研发经费达2.82万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77.7%，执行了大部分研发活动。但这不等于企业应当，也确实能够吸纳同比例的博士。陈兴德追问：“哪些企业真正缺具备相应能力的博士？哪些博士又难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与此同时，人口结构变化正在压缩高校吸纳博士的传统空间。2025年中国出生人口仅792万，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23.0%。陈兴德直言，“不能再假定高校会一直依靠规模扩张来吸纳博士。”

　　陈兴德介绍，教育部2023年12月曾披露，截至当年8月底，应届博士毕业生中已有超过五分之一到企业就业，且这一比例在此前三年持续上升。企业已是博士就业的重要去向，但人才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仍需具体分析。

　　在陈兴德看来，比岗位数量问题更难以改变的是观念：“博士进高校，往往被认为‘培养得好’；去了企业，却容易被问‘是不是没找到高校的工作’。这种看法本身就把博士的出路狭隘化了。”

　　高等教育管理数据研究机构麦可思研究院的判断较为折中：“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博士供给过剩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在某些学科问题更为突出”，但对中国而言，博士培养规模扩大契合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扩张与风险并存，关键在于警惕博士生培养结构与供需错配的风险。”

　　换言之，需要警惕的不是“总量过剩”，而是“结构错配”：人工智能、半导体、低空经济、量子计算等战略新兴赛道对理工科博士需求持续旺盛，人文社科、部分商科需求相对疲软；而不少高校的博士培养仍以论文发表、项目申报等“纯学术技能”为核心，与产业界强调的问题导向、工程思维脱节，造成“需求旺盛却人才难适配”的矛盾。

　　储朝晖提醒，错配背后还存在“过度教育”的现象——“相较更看重个人能力的外资企业，中国企业可能更看重学历本身，这也导致了很多人对学历有较高的追求。而实际上，很多岗位并不需要如此高的学历。”

　　观念更新，迫在眉睫。陈兴德在《趋同存异：保持高等教育的多样性》一书中指出，高校趋同并不完全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也受到声誉竞争和制度评价的影响——当某一种大学模式被普遍视为成功标准，其他高校就容易沿着同一方向发展。博士教育同样如此：不同高校有不同的长处，有的擅长基础研究，有的与行业联系紧密，应该各展所长。“能在学术上提出新见解，能在实践中解决复杂问题，都应得到认可。”

　　从扩招到适配

　　博士教育当下真正要回答的，不是“还扩不扩”，而是“怎么扩”。

　　2024年10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把发力点锁定在理工农医和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上，并提出提升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占比。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年—2035年）》，进一步要求“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稳步提高博士研究生占比，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决策层的蓝图中，博士培养的天平正从“学术型”向“应用型、复合型”倾斜。

　　这一结构性调整已经反映在数据里。2022年，全国专业学位博士招生约2.46万人，占博士招生总数的17.7%——这一规模比五年前增长了八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2020年印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年—2025年）》即已提出“大幅增加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如今这条曲线仍在向上。

　　学位授权点同样在快速扩容：2024年7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一次公示拟新增831个博士学位授权点；2025年，教育部又在低空技术与工程等前沿方向“超常布局”，增设了一批博士点。

　　陈兴德曾系统梳理日本的“卓越大学院计划”：该计划坚持“宁缺毋滥”，鼓励跨学科、跨机构合作，并以重要研究问题为牵引，组织不同学科、不同机构共同培养博士。在他看来，这条经验对中国极具借鉴意义——增设博士点、扩大专业博士招生等方向都值得肯定，但落地质量决定成效。

　　考验落地质量的第一个问题，是专业博士会不会变成“低配版学术博士”？陈兴德认为这种担心有现实针对性，但“专业博士本身并不意味着低配，关键要看培养过程有没有形成自己的特点。如果课程、选题、指导和评价都照搬学术博士，只是在论文发表要求上做减法，即使换了名称，也很难形成有生命力的培养类型”。他进一步解释，专业之“专”，应体现在对专业领域复杂问题的深入研究上；博士之“博”，则要求宽厚的知识基础、严谨的研究能力和明确的创新贡献。

　　比增设学位点更深的变革，发生在培养环节——企业正从“用人单位”变成“共同培养者”。动作最大的当属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这是由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共同组建的工程师培养机构，旨在落实“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采用校企共建模式，培养国家战略急需的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自2022年9月在10所高校和8家央企率先设立以来，已先后扩容四批，覆盖42所高校。据教育部有关负责人2025年12月介绍，校企已联合招收培养工程硕博士近2.6万人，其中2000多人毕业走上工作岗位。

　　在此之前，类似的探索已在各高校零散展开：中国石油大学把博士培养拆成“课程学习—专业实践—论文研究”三段，交替推进；上海理工大学东方泛血管器械创新学院直接面向创新医疗器械的市场需求招博士，课题来自医工交叉的一线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则在学位评审中引入“双盲审+实践验证”，让企业实践成果进入评价环节。

　　培养模式变了，评价体系必须跟着变。有研究机构建议，应建立“评价—反馈—改进”的长效机制，把毕业生进入龙头企业、承担国家级项目等情况纳入高校博士培养的评价指标。

　　在陈兴德看来，这正是这轮改革最关键的一步——把分类评价真正落到实处。“无论是增设博士点、扩大专业博士招生，还是推进校企联合培养和双学位试点，都涉及培养什么人、怎样判断培养成效。如果最后仍用同一把尺子衡量，新的探索就容易回到原来的轨道。”

　　博士培养的“轨道”也在拓宽。2025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博士+硕士”双学位项目试点设置管理办法》，允许在读博士生同时攻读另一学科的硕士学位，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已启动试点——此举正是回应产业界日益增长的跨学科人才需求。

　　归根结底，中国不缺博士的总量，缺的是让博士各得其所的通道。中国博士教育的未来，主题不是“收缩”，而是“适配”。

　　“博士教育改革的成绩，既要看培养规模如何变化，更要看这些人才将来能否在学术、产业和社会发展中发挥出相应的成效。”陈兴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