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四月，意味着论文季的开启。

　　凌晨三点，晓逸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为了准备中期答辩，她在工位熬夜处理毕业设计所需的图像数据，盯着像素点反复调整参数，让它们看起来更接近真实。走出实验室，楼下的共享单车没了，她在夜色下走了好久。

　　讽刺的是，不久前，她还在一篇关于“表演性劳动”的文章里，辛辣地拆解学术圈的权力逻辑。稿子刚发到一个“学术底刊”上，她就得立刻把自己重新塞回这个系统，反复修改、计算，努力配合中期答辩做出一系列“表演”。

　　所谓学术底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期刊，只是在形式上对标传统学术评价体系中的“顶刊”。不同于后者漫长而不透明的审稿流程，底刊几乎“投稿即见刊”，不设专业门槛，不关心学科排名。只要题目足够荒诞、讽刺，论证足够严谨，就能在其中获得一席之地。甚至连“创刊”本身也毫无门槛——给自己的账号改个名字就行。

　　至于如何定义荒诞和严谨，全看编辑部心情。

　　自2月份诞生以来，学术底刊被簇拥者们推向高潮：有人创刊，有人投稿，有人甚至搭建起检索系统，至今已收录近400本底刊，总投稿数难以估量。这些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文章包括但不限于：用相对论解释“早起后再睡五分钟”的时间延展，以拓扑学分析“恨海情天”的莫比乌斯环结构；从供需平衡的角度，讨论当阴间出现通货膨胀，东亚父母该烧多少钱才能保证孩子不会乱花。

　　年轻人宣称：“真理会过时，构石（狗屎）永恒。”社交媒体上，有人如此总结这场热潮：真实的科研做不下去的时候，谁不想“急赤白脸”投一篇底刊论文？

　　狂欢终究敌不过现实。平台管制下，一些几乎完全依赖社交媒体传播的底刊账号，陆续被限流、删帖，甚至直接封禁。网站倒是还在，但投稿的人越来越少。忙着准备中期答辩的年轻人们不得不从赛博避难所抽身，回到现实。

　　过去一个月，我们顺着那些逐渐失效的链接和群聊，找到了多位底刊创建者与投稿者，试图还原这场短暂浪潮的发生与消散，并进一步探究：退潮之后，除了沙滩上的这些荒诞印迹，这届年轻人还剩下些什么？

　　在“旱厕”里搞一场平权

　　左脚踩右脚，究竟能否实现人体起飞？

　　名为《S.H.I.T》的“学术底刊”网站上，一群中国最聪明的脑子正在认真推演这个看似荒诞的命题。他们招募了100名志愿者开展实验，并在过程中运用牛顿第三定律进行力学分析，最终没有一个人成功离地10厘米，因此得出了“不能起飞”的结论。

　　这只是近400本学术底刊、上千篇“废话论文”的冰山一角。

　　〓《关于用左脚踩右脚能否实现人体起飞的理论可行性研究》

　　狂欢始于二月。彼时社交媒体上开始出现零散的讨论：“要不要建一个底刊，发一些没什么用但有意思的论文？”这种带着玩笑意味的提议，很快被一些人落实为行动。

　　2月12日晚，硕士生陈扬将自己的社媒账号改为《Rubbish》，成为互联网最早成立的底刊之一。第二天，他便收到了十几份投稿。与此同时，网友纷纷自荐加入编辑部、创建子刊或成为审稿人，还有人临时注册网站发布稿件。

　　“学术圈太压抑了。”《S.H.I.T》创始人李航说。作为身处评价体系末端的学生，他太清楚现实中论文发表的潜规则了：能不能见刊，有时并不取决于学术能力，而取决于你的学校评级、导师名望、编辑口味，甚至是你所在圈子的热点。于是，等待、拒稿、返修，成了硕博生无法回避的常态。

　　他因此决定打造一条完全相反的路径，为大家提供宣泄情绪的出口。

　　《S.H.I.T》源自英文俚语“shit”，被刻意音译为“构石”。这一带有玩笑意味的翻译，被赋予了一层反讽意味——既是废物，也是“构建学术的基石”。网站最醒目的位置放着一个金色标志，以及宣言：

　　“真理会过时，构石永恒。”

　　〓S.H.I.T官网界面

　　在李航看来，底刊意味着一种权力的调换，一种“学术平权”。他想试试，如果把编辑部的权力交还给社区，学术评价会变得更好还是更糟。

　　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注册成为“嗅探兽”（即审稿人），为稿件评分。所有投稿会先统一进入“旱厕区”，接受所谓的“旱厕盲评”：在完全匿名的前提下，任何注册用户都可以参与打分，采用五分制，从荒诞程度、论证完整性到表达效果进行相对自由的评价。得分较高的稿件，会被逐级“打捞”，进入“化粪池”“构石”等更高等级分区。

　　层层筛选中，不少看似离经叛道的选题被认真对待。例如，有人从法律角度讨论“屎及其他排泄物的所有权归属与潜在法律问题”，并对比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的路径。这篇论文以4.91分位列平台最高分之一。

　　还有人选择具体学科作为入口。《地埋学报》的创建者王柏森是环境学博士，他写了一篇比较陕西与英国相似性的文章。这一在地理学圈流传已久的冷笑话，很快被相关专业学生转发，他的账号也成了底刊，收到了投稿。《甘蔗社会科学》的诞生则几乎完全偶然。创建者安瑜在家吃甘蔗，联想到被拒稿的论文，就像被吐掉的甘蔗渣。第二天，一个新账号被注册出来。

　　远在意大利读博的黄家轩，则利用搭建生物信息数据库的思路，做出了一个名为WoN（Web of Nothing）的检索网站，收录各类底刊，如今已有近400本，涵盖医学、科技、经管、人文社科甚至玄学等类别。

　　黄家轩告诉我们，最初，他只是手动录入了一百多本底刊。只是，收录速度远远追不上底刊增长的速度，他便开发了创刊功能，越来越多的新刊涌入。

　　学术流水线

　　“大家都疯了。”社交媒体上有人评价这场狂欢。

　　至于硕博生们为什么会集体发疯，恐怕需要从那套高度指标化的论文生产体系里去找逻辑。如果只看数量，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论文生产国之一。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数据，2024年，中国在各学科高影响力期刊上发表论文超过1.5万篇，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在“不发表就发臭（Publish or Perish）”的铁律下，论文早已脱离了知识发现的初衷，变成了通往毕业、职称和晋升的入场券。社交平台上常有人吐槽，说一篇辛辛苦苦写出来的论文，可能只有三个读者：作者自己、导师、审稿人。采访中，几位底刊创刊人最常提起的痛苦并不是工作量大、研究领域难度高，而是在漫长不确定性中产生的自我怀疑。

　　安瑜所在的学校，对博士生的毕业要求是三篇C刊论文，或者通过国家社科项目等方式替代。时间被压缩在四年之内。而一篇论文，从投稿到见刊，往往需要八个月到一年。“同时还要兼顾20万字的博士论文，这个时间压力真的很大。”

　　在他的投稿经历中，拒稿并不罕见。有一次，他在投稿后不到24小时就收到了退稿通知。没有具体理由，也没有修改建议。那是他经历过的最快的一次拒稿。“还有过年给我拒（稿）的。”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已经习惯的平静。

　　导师对论文的要求极为严格，每个字都要改完、看过才行。在硕士阶段，这种精细的指导曾让安瑜相信，自己能够产出很多东西。他被带去参加全国性的学术论坛，参与国家社科项目，甚至将一个初步想法扩展为完整课题。

　　那时的学术，在他看来是有趣的。但进入博士阶段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导师的学生数量增加，原本“小作坊式”的逐字修改模式，开始难以维系。论文被反复打磨、长时间搁置，投稿节奏被不断推迟。那篇由硕士论文修改而来的文章，在导师手中磨了两年，始终未被允许投出；另一篇他原本打算独立投稿的论文，在导师提出“发来我看看”后被接管，尽管经过多轮修改，也始终未投出，逐渐失去下文。

　　〓Rubbish编辑部成员所在教学楼外的景象

　　“被否认的次数实在太多了，往往被骂了十几次，才能有一点点正向反馈。”安瑜说，导师的表达方式带有明显的情绪色彩，“他觉得你差，就会说你非常差。”这让安瑜一度陷入自我怀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传播学博士生于滢有着相似的感受：“学术是一个没有及时正反馈的事情，即使有，大部分也是负反馈。”读博期间，她需要反复修改论文，但始终得不到明确标准，“每一次导师都不满意，但不会告诉你满意的是什么”。

　　最让于滢难以接受的，是博士一年级时，导师在走廊里一边走一边翻看她的文章，当着其他同学的面逐句念出来，不是提供内容上的意见，而是不断纠正语病。“特别身心受损。”于滢形容。在她看来，学术生产本应以观点为核心，而语病是最后才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一刻，她感受到的只有身份上的不平等，“他没有把你当作一个知识生产者”。

　　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工业化流程，衍生出了极其荒谬的现状：一方面，正统期刊门槛极高，审稿周期动辄一年半载；另一方面，学术不端事件屡被曝光。从论文抄袭、数据异常，到同行评议造假与集中撤稿，不断冲击着公众对学术体系的信任。

　　比如此前被曝光的协和“4+4”事件中，跨专业考生董某莹的毕业论文一共60页，正文仅占一半；更荒诞的是，这篇涉及影像学专业知识的论文，指导老师竟是一位骨科学家。2025年5月，一篇关于子宫肌瘤围手术期护理的论文出现了明显错误，文中选取的80例患者包含半数以上男性——而子宫肌瘤是仅发于女性的妇科疾病。

　　〓关于子宫肌瘤围手术期护理的论文争议，其作者所在单位发布情况说明

　　更早之前的2020年，核心期刊《冰川冻土》也曾陷入舆论漩涡。一篇发表于七年前的论文被重新翻出，文章以“导师夫妇”的事迹为主要论据，描述其“崇高感”与“优美感”，最基本的学术性成了唱赞歌。

　　似乎已经很难说清真实的学术与发疯的底刊，哪个更荒诞。

　　捡回消失的好奇心

　　上世纪70年代，建筑系研究生、后来成为日本知名建筑师的藤森照信对于待在书房里研究建筑史感到厌烦，便和同学成立了“建筑侦探团”，走上街头实地观察，并意外发现了数不清的有趣建筑。他觉得这一切很吊诡：明明真实的街头有那么多建筑案例，他却一直从书本里了解建筑的历史和流派。在实地观察中，藤森照信还发现了一类在关东大地震后新涌现出的建筑形式，因为其最醒目的标志就是广告牌，他将其命名为“广告牌建筑”。

　　最初和日本建筑家学会提出这一概念的时候，他很担心：学会那么严谨的组织，真的会允许一个研究生擅自提出新类型并命名吗？会议上，他果然遭到了批评，其中一种说法是，这个名字太过随意而“不像论文”，但随着他的据理力争，专家们也渐渐接受了这个命名。

　　这段经历被他写进了《路上观察学入门》。在这本书里，他和另一位日本艺术家赤濑川原平一同主张用孩子的目光去观察身边的世界，并非出于任何实用主义，而仅仅是好奇本身。如何判断一只狗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饭店的楼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更多？甚至看到水面也会觉得新奇，“以为是玻璃，结果一踩就沉下去了，心里还在想，这是什么东西啊？”

　　〓《路上观察学入门》书封

　　好奇心——这种接近于社会科学初心的动机，在此时此刻以底刊的形式被承载和放大。

　　晓逸自称“理工科纯恨战士”，曾在课堂上问老师，什么样的文章才算是好文章。老师的回答是，要“发现新的知识”，并给她推荐了几本期刊作为范例。

　　这个答案并没有真正消解她的疑问。她反复琢磨，“发现”究竟意味着什么。“比如我们学校的保安、保洁，一个月工资三四千，但这个信息并不是做劳工研究的人‘发现’的。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已经先于研究者体验和经历了。如果很多经验本来就存在于现实之中，那学术所谓的‘发现’，到底是在做什么？是比别人了解得更多、更深入吗？我很怀疑。”

　　四年前，晓逸考入清华大学，却很快陷入迷茫，整日和机器工序、代码打交道变得越来越痛苦和消磨。公众号里的社科文章成了她的“解药”。涂尔干、功能主义、家庭社会学……碎片化的知识涌入脑海。她觉得这些讨论似乎更重要，关乎“让大家过得更好的可能性”。

　　在此之前，她对文科的理解很模糊。上高中的表妹告诉她，自己想读文学系或者历史系，晓逸只觉得陌生：“完全不知道这两个专业是干什么的。”

　　大四上学期，晓逸开始上校内开设的各种社会学选修课，这也让她用更敏锐的目光去观察身边的人和事。她跟着导师的研究生课题组一起开会，比起科研进展，她更关心大家的坐姿——导师往往靠着椅背，身子整体后倾，语气权威，没有任何商量的口吻；和导师对话的研究生，则身体前倾、频频点头，在狭小的空间内，气场被完全压制。一个师兄试探地征求意见，想把论文投给某个会议，导师则果断地回答，如果不是A类会议就不要投了。

　　“就是这样一种单向的高强度输出。”晓逸觉得荒谬又好笑。她结合自己不久前结束的本科毕业设计预答辩，在底刊投了那篇探讨学术权力关系的文章：《挣扎的理性：本科生毕业设计中的“表演性劳动”与“最小抵抗线路径”研究》。

　　〓Rubbish官网界面

　　这种对于身边事物最原始的关心和好奇，也曾支持着于滢走向更艰深的学术道路，“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不断涌现的新的媒介形式，到底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什么影响？我发自内心地感兴趣。”而当她真的选择了传播学，才发现既有学术体制的矛盾之处。

　　“最开始只是想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但如果你想找到一份工作，就要去申各种各样的基金，做和国家规划相关的选题，满足不同的选题偏好。”

　　本科尚未毕业的晓逸开始怀疑当前学术生产的纯粹性，但她还是决定继续深造。“至少有一个地方比较吸引人。”她说，高考后的假期，自己曾短暂地在家人所在的企业实习，尽管只有一个月，工作强度也不算大，但那段时间带给她极其强烈的感受——一旦参加了这样的工作，就再也不会看书了。

　　“如果继续上学，似乎还可能有精力去观察和反思这个世界。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退潮之后

　　当越来越多人开始为真实的科研付出时间和精力时，底刊的消逝几乎成为必然。这恐怕是最大的悲凉：发疯之后，你还是得回来。

　　平台的介入加速了这一切。三月初，包括《Rubbish》《S.H.I.T》在内的多个底刊账号在短时间内被限流、删帖，甚至直接封禁，没有明确的说明，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对于依赖社交平台传播的内容来说，这种变化几乎是决定性的。许多账号就此沉寂下去。

　　但这反而让《Rubbish》编辑部的成员们靠得更紧。他们不再像之前那样，只通过共享文档和平台群聊联络，而是建立起更稳定的结构：多平台运营、独立网站、明确分工，并开始更加认真地对待每一篇投稿。三月初，为了处理数目庞大的投稿，陈扬和其他主创们决定正式组建一个审稿团队，由30余位硕博生、高校青年教师构成。

　　〓Rubbish编辑部审稿系统界面

　　此前无门槛的娱乐正转向自我约束。在编辑部看来，投稿不再只是玩笑，而是一种心血，需要被认真对待。这种转变也体现在审稿机制上，原本松散的筛选方式已经无法维持，他们开始引入更明确的流程，并逐渐形成一套相对清晰的选题与审核标准。

　　他们鼓励奇思妙想，也接纳失败的实验路径，以及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与分析。同时也设定了底线——不涉及违法违规、伦理争议或虚假信息，允许使用AI辅助，但不鼓励完全依赖生成。

　　但这会不会形成另一种偏离：当流程越来越规范，底刊是否会成为它最初所反对的对象？

　　“我们确实在模仿一种期刊的形式，但不希望变得那么卷、那么严肃。”一位编辑部成员说。在他们的理解中，底刊的意义不在于替代学术体系，而在于提供另一种可能。语言可以更通俗，表达可以更轻松，甚至略带粗粝，但依然葆有思考的锋芒。

　　“很多人说（文章）学术‘过端’，其实是在说它太晦涩、不可读。我们反过来，希望写的是能让人看懂，甚至看得开心的东西。”

　　这种变化下，有人开始重新思考这场行动的意义。黄家轩在账号被封后，仍然继续维护网站，并将其视为“保留火种”，即使平台账号消失，人们依旧可以在WoN里找到底刊存在的痕迹。但本质上，他认为底刊很难改变任何事。

　　这场创作潮始于娱乐和玩笑，后来又被赋予了对传统学术体制“浪漫反抗”的色彩。但这样一来，人们也忽略了它不那么“可爱”的部分：受访的几位创作者坦言，很大程度上借助AI完成投稿。只要将一个有趣的点子告诉AI，它就能迅速生成一篇格式统一、论证严谨的文章，几乎不需要学术训练。

　　在于滢的观察里，社交性是这场狂欢重要的特点之一，建立子刊、相互投稿、认证，都是在与共享同一种情绪和乐趣的人建立联系。“真正深恶痛绝这个学术体制的人，甚至这个游戏都不会玩，光是看到都可能有生理上的厌恶，因为那是有点像创伤记忆的东西。”她说。

　　〓WoN（Web of Nothing）官网界面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中国学术评价体系经历了持续的调整。从“破除唯论文”等导向的提出，到代表作制度的推广，再到对“SCI至上”的反思，一系列改革试图减少单一指标对科研评价的主导，强调成果的质量与实际贡献。

　　只是在多数受访者的经验中，这些概念仍然显得遥远，论文发表依然是最直接的通行证。“如果不看论文，看什么？”社交平台上，有青年教师表达着担忧，“看谁的关系硬还是看谁更有经济实力？”在缺乏更公平、更透明的评价机制前，似乎只能拼论文。

　　几位受访者坦言，某种程度上，底刊带来的这场狂欢并没有改变什么——人们在熟悉的形式中做出一点点改变，再退回到原本的结构中。但这种逃离仍然留下了一点痕迹。

　　王柏森说，他收到过印象最深的一篇投稿，来自一位中学地理老师。这位老师在教学中遇到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学生总是把黑海当成湖。看到底刊后，老师决定把这个问题写成一篇“论文”。投稿发布后，获得了500多个点赞、过万浏览量。

　　评论区里，有人讨论教学方法，有人分享类似经历。这些反馈让他意识到，看似娱乐的形式，其实承载着更复杂的内容。它甚至成了某种“科研预训练”。一些还没有真正写过论文的学生，开始模仿论文结构，获得第一次写作经验。王柏森认为，这很大程度上能够消解大家对于论文写作的恐惧。

　　这种恐惧，他也经历过。当一篇论文的成败，直接影响升学与就业，当一次拒稿意味着数月时间的浪费，写作本身就变成了高风险的事情。而底刊提供了一个低风险的空间，可以尝试、可以失败，也可以被看见。

　　对于底刊的存续，王柏森保持谨慎的乐观。他刻意没有建网站，只在平台上以发帖的形式更新内容。这让底刊始终处于边缘，既不完全进入正式体系，也不完全脱离公共空间。

　　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更宏观层面的讨论正在出现——如果当前学术生态存在问题，是否需要一个更正式的平台，来承载这些被压抑的表达？是否有可能在制度内部建立一种新的交流机制？

　　王柏森并没有答案。但他确定的是，大家是有需要的。当正式体系无法容纳所有经验与表达时，人们自然会寻找新的出口。

　　底刊，只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