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0日，为期3天的APC中国民办教育校长联合大会及教育品牌博览会在南京国展中心开幕。（视觉中国｜图）

　　连续两年招生超过6000人，一次性录满，报到率超过95%。表面上看，张青（化名）所在的河南一所民办高校还没有生源之忧。但谈到招生，这位校长助理仍用了“恐慌”一词。

　　“就像大水蔓延，最先被淹的是低层，眼下是专科，过几年可能还会淹到一部分民办本科，怎么能不担心呢？”张青说。他担心的不是当下招不满，而是几年后几乎可预见的生源萎缩。

　　教育部数据显示，中国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在2032年达峰。拐点尚未来临，寒意已传导至部分民办高校。

　　2026年招生季，上海兴伟学院在上海计划招生66人，首轮平行志愿仅1人投档；北京金融科技学院计划招生617人，首轮录取后缺额560人……

　　2026年初，广东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彭赟在大湾区民办教育论坛上明确表示，广东将不再新增民办大学。他说：“从量上，中国的民办大学已经差不多了。”

　　当高等教育从数量扩张转入存量竞争，民办高校如何形成不可替代的办学特色，已经成为一道关乎生存的命题。

　　招生分化

　　张青第一次真正感到“寒意”，是在2024年的招生季。

　　那一年，广东、广西民办高校出现普遍性的招生缺额：广东的湛江科技学院首轮投档缺额超过4000人，投档率不足四成；广西多所民办本科在本科线基础上再降三十多分后，仍未录满。

　　2025年，张青到南方几省调研，发现形势更为严峻。连过去口碑硬、招生不愁的民办高校，也开始抛出“零门槛转专业”等政策，试图提前锁定生源。而征集志愿和降分录取也愈发常见。2025年，云南共进行了六轮征集志愿，广西在第四次征集志愿时明确“不受文化录取最低控制线限制”。即便如此，仍有民办高校难以完成招生计划。

　　到了2026年，张青留意到，河南省内的民办专科院校招生也出现明显缺额。

　　不过，局部缺额并未演变为民办高校的普遍危机。国家督学、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刘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统计民办高校2026年招生情况后发现，首轮投档率超95%的民办高校占比超过三分之二，且首轮投档率为100%的高校数量较2025年增长了30%。从首轮投档情况看，大部分民办高校招生仍相对稳定。此外，2026年全国29个省份民办本科高校平均一次投档率88.02%，较上年提高4.28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更明显的趋势是专业分化。麦可思研究统计显示，民办高校生源缺额靠前的专业集中在会计学、财务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英语、汉语言文学等，大多属于开设面广的通用类专业，同质化竞争激烈。

　　这种分化最终会传导至学校的办学收支。对于主要依靠学费维持运转的民办高校而言，生源规模一旦跌破临界点，师资、教学和设备投入都会随之承压。

　　全国人大2026年关于高等教育资金的调研报告也指出，“十四五”以来，民办高校招生遇冷现象加剧，部分面临生源短缺风险，举办者投入增长乏力，影响民办高校发展的可持续性。报告同时强调，随着高等教育学龄人口2032年左右达峰，之后进入下降阶段，学校固定资产利用效率、教师队伍调整和资源存量盘活都将面临新的挑战。

　　福耀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张福利团队做过测算，按每生每年2万元学费计算，民办高校的“盈亏线”约为在校生6000人，对应总学费收入约1.2亿元。若低于这一规模，师资建设、特色培育和教学改革投入等便会捉襟见肘。所以，在校生规模几乎就是民办高校发展的“底数”。

　　因此，他提醒，距离高等教育学龄人口达峰仍有六七年窗口期，但在校生规模决定投入能力。对于在校生徘徊在6000人上下的学校而言，可能会陷入“勉强生存、难以发展”的两难。他们预测，到2040年，全国417所民办本科高校中，约101所的在校生规模将低于6000人。

　　不过，张福利的测算只是一个参考口径。按此算法，张青所在学校的学费约为1.5万元，只要在校生约8000人，学费收入就能达到1.2亿元，跨过前述“盈亏线”。但不同学校的成本结构和办学投入并不相同。据张青估算，他们至少需要2万名在校生才能维持运转。

　　更长期看，苏州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一涛团队预测，在最悲观情景下，到2050年，民办高校在校生占全国普通本专科高校在校生的比例降至15%，届时招生数量大约只是现在的1/3。

　　这样的收缩可能通过不同方式实现：一种是约三分之二的民办高校退出，其余学校维持现有学生规模；另一种情景是学校数量变化相对有限，但民办专科和本科的学生规模分别缩减至目前的三分之一和二分之一。

　　“无论如何，这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不会在某个时间点突然下降。”王一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24年6月26日，武汉学院。它是经教育部和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民办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图文无关。（视觉中国｜图）

　　有说服力的还是“出路”

　　学校在盘算维持运转需要多少生源，考生和家长也在掂量另一笔账：高昂的学费，究竟能否换来一条更好的出路？

　　广州某民办高校的一名2025级本科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选民办本科本就是无奈之举，“分数不够”。

　　学费每年三万多元，即使申请国家助学贷款两万元，家里仍需承担一万多元。四年下来，她背上八万元助学贷款。刚上大二的她已开始担心就业问题，“毕竟借了款，毕业后要还的”。

　　麦可思研究数据显示，近五年，超八成民办本科学费上涨，最低学费平均值从2020年的1.9万元/学年升至2025年的2.4万元/学年。而普通公办本科的学费则多在4500元/学年至6500元/学年之间。

　　多位受访者提到，过去不少家庭的逻辑是“能上本科，绝不上专科，宁可多花钱也要上本科”。如今，就业压力增大，公办专科和职业本科也进入不少本科线上考生的选择清单。

　　考生和家长变得更加审慎的同时，民办高校面临的竞争者也在增加。

　　王一涛认为，优质本科扩容、部属高校招生计划增加，都在改变民办高校原有的生源结构。

　　2026年9月23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4年至2026年，“双一流”建设高校三年累计增加本科招生6.2万人，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

　　在考生需求与教育供给的双重变化下，民办高校不得不投入更多资源争夺生源。

　　一名西部民办高校的招生老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两年，他们重新梳理专业组，出台更灵活的转专业政策，并将招生宣传从传统的招生简章、线下宣讲拓展至专业直播，同时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到校考察交流。

　　而张青所在学校这两年招生宣传费用的年增长率约为10%，增量基本用于网络宣传。志愿填报期间，他们每天从上午直播到凌晨，每场一个半小时，参与老师可获约200元的补助。张青坦言，宣传效果难以确定，却“不能不做”：一旦出现生源危机，“老师没有课上，甚至要淘汰老师了”。

　　也有民办高校采取更直接的方式。2026年，河南省林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公布招生奖励政策，对第1至第25志愿填报该校并录取报到的考生给予3000元至9000元不等的奖励。

　　不过，《河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明确要求，高校不得以新生高额奖学金、违规承诺录取或入校后重新选择专业等方式无序、违规争抢生源。

　　除了志愿投档外，报到率是民办高校普遍关注的另一个指标。

　　广州一所民办高校的老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学校将普通本科的报到率目标定为90%。

　　要把录取数转化为实际报到人数，还需要招生部门继续跟进。她解释，录取工作结束后，学校拿到考生联系方式，招办老师便会联络他们，邀请其到校参观，尽可能劝服他们9月来报到。

　　在王一涛看来，招生困难往往只是表征。管理不善、投入不足、教师潜能未能充分发挥、人才培养模式滞后，会先损害办学质量和学校声誉，最终反映到招生数字上。

　　招生宣传和“劝报到”只能解燃眉之急。要真正打动家长和考生，最终还得靠更有说服力的“出路”。

　　张青每年五一前后会去生源地高中宣讲，在与高中老师和班主任沟通时，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不外乎：考研和就业情况如何、转专业难不难、学校的特色专业是什么……

　　向专业和学科开刀

　　专业调整，是民办高校应对生源变化最直接的动作。

　　张青他们先从“低回报”的专业着手：把一志愿报考率低、就业情况不理想的市场营销、工程管理、资产评估等改为隔年招生。

　　市场营销的下滑尤为刺眼。年招约120人，一志愿占比却从七成跌到两成。因为许多销售岗位专业门槛不高，专业自身的就业优势逐渐减弱。学校因此降低招生频率，原专业教师则被调去承担其他管理类专业的课程。

　　对老师来说，转换并不轻松。一门课教了五年，教师早已熟悉，突然换一门课难免产生抵触。但教务部门给出的理由简单而现实：学校要活下去，就得跟着生源和市场走。

　　“隔年招生”实际上已是反复权衡后的结果。

　　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相关要求，专业连续三年不招生将被撤销；若重新招生需要重新申报，成本不低。张青他们分析，一些专业可能只是阶段性遇冷，彻底撤销意味着未来回头路更难。

　　在广州某民办高校副校长林致远（化名）看来，专业调整的目的并非追逐某个短期热门，而是形成被考生和家长识别的专业特色。

　　他们的招生数据已显示出这种差异。目前学校低分专业多集中在非优势学科；机电等优势学科的招生分数则明显更高。

　　“根据办学历史和学生报考志愿的情况，每个学校其实就知道自己的优势专业是什么。”林致远说，真正困难的是知道之后是否愿意持续投入。

　　林致远在民办学校担任领导多年，他观察到，一些学校过去习惯“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学科都有，反而难回答到底什么专业最有特色。当生源增长放缓，教师、实验室、设备等资源被摊向更多专业，每个专业能够得到的投入反而可能下降。

　　这也是专业调整中最难的一步。不是简单追逐热门，而是要告别过去“大而全”的规模逻辑，聚焦少数值得持续投入、能够稳定产出的学科方向，并由此形成鲜明的办学特色。

　　对于缺乏历史积累的学校，林致远认为，更要尽快把优势学科和专业“固化”下来。围绕国家和区域产业需求，明确几个重点学科、专业或专业集群，在师资、实验室、产教融合等方面倾斜投入，“重点学科和专业一定要重点投入”。

　　2026年，教育部公布本科专业目录时进一步提出，要持续开展专业设置与区域发展匹配度提升工作，推动各省发布急需专业和专业预警清单，打造特色优势专业集群。

　　广西的一名民办高校老师向南方周末记者印证了这种调整的紧迫性。她所在学校以文科为主，规模最高时一年招八千多名全日制本科生，“哪怕报到率是85%，我们都有很多学生”。但2026年仅招到四千多名学生。

　　“这个专业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学生不愿意读了？”她说。2026年学校置换了三个文科专业，却仍不敢盲目办工科，缘由是缺乏相应的师资，现有老师多是经管和文科背景。

　　师资恰恰是民办高校最难补齐的短板。林致远认为，与公办高校相比，民办高校往往需要提供更高的待遇才能吸引人才。但对于高学历教师而言，公办高校的稳定性和平台吸引力仍然更强。师资一旦跟不上，学科和专业建设、产教融合及科研应用研究都会被拖慢。

　　为了补上这一环，他们尝试将教师队伍“拆开重组”：实行分类考核、区分教学和科研岗、扩充“双师型”教师队伍，引入博士团队；同时借助产业教师和产业项目推动教师参与课程改革和科研应用研究。

　　2026年7月10日至11日，第四届地方民办教育协会工作交流会在宜昌召开。图文无关。（图片来源｜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漫长的“爬坡期”

　　产教融合，是民办高校寻找差异化的另一条路径。

　　张福利认为，相较于公办高校，民办高校体制机制更灵活、市场化程度更高，这是其可以进一步利用的优势。

　　这两年，建设产业学院成为一股潮流。

　　把企业请进学校，难点不在挂牌，而在于如何让产业学院发挥育人作用。南方周末记者观察到，与按照单一专业建设产业学院不同，已有民办高校在尝试围绕产业链组织教学，将产业链涉及的多个专业纳入同一产业学院，并推动相关学院协同参与。

　　跨学院合作随即带来管理难题。课程由谁开发，教师如何调配，各学院分别承担什么职责？有受访者表示，他们学校的解决思路是成立产业学院管理委员会，由企业、产教融合办公室和相关学院共同参与协调，并把跨学院建设列为产业学院的基本要求。

　　不过，当前不少产业学院的课程仍然与产业发展需求存在差距。林致远观察到，不少学校的做法是购买企业的课程体系、教学设备和培训方案后，再据此搭建产业学院。

　　这种合作能够推动课程改革，却可能赶不上产业变化。等一套课程和设备完成开发，进入学校课程体系，再由教师教授给学生，企业的技术和产品或许已经迭代。

　　林致远更看重“实时”。企业正在研发或应用什么、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学校就要围绕这些真实需求组织项目、开发课程。他们通过与企业合作，把企业正在开展的真实项目带入学校，由教师带领学生完成项目，再逐渐将这些项目转化为教学内容，以提高教学跟进产业发展的时效性。

　　在张福利看来，判断产教融合是否深入，不能只看挂牌数量，更要看企业导师比例、课程融合程度以及学生参与企业真实项目的程度。

　　这也意味着，对民办高校而言，产教融合不只是增加一个“产业学院”的名头，而是要解决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企业的真实需求，能否及时进入课堂和人才培养过程。

　　无论是收缩低效专业、建设优势学科，还是让企业项目进入课堂，最终都涉及同一件事：生源增长放缓后，如何重新配置有限的资金、师资和设备。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

　　政策已经给出方向，但资源重配和特色培育都需要时间，留给民办高校的窗口正在收窄。

　　张青说，与早期依靠规模扩张就能获得生源不同，民办高校已经进入漫长的“爬坡期”。未来几年，或许正是学校之间拉开差距的关键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