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座小城本月先后公佈当地党政「一把手」等数百名官员的个人手机号码。中共党刊指如此大规模公开在中国并不多见，肯定这是「有益举措」的同时，也担忧如果只是「一公了之」便可能沦为「新的形式主义」。

　　湖南省常宁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上星期五（9月25日）以「进一步密切联繫群众」为由，向「全市广大市民朋友」发佈通告，公佈132名市级、市直部门及乡镇街道主要领导手机号码，其中包括中共常宁市委书记、市长等当地主政官员的个人手机号码。

　　常宁是湖南衡阳市代管的县级市，有约75万常住人口。上述通告提醒民众，当地党政领导因会议等公务活动，可能有接听电话不便的情况，可採用短信方式沟通。

　　地处中国最西北边陲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9月12日也集中公开202名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涵盖县「四套班子」领导28人、县直部门单位领导84人、乡镇领导90人。

　　新疆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新媒体账号「新疆发佈」9月17日引述哈巴河县宣传部长王玉丽称，此举「旨在让群众快速对接对应部门和领导，高效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哈巴河县委书记丁志春已接到九通来电和六条短信，诉求包括务工人员工资发放、农牧民佔地补偿等民生问题，丁志春批示后已转相关单位处理。

　　面向基层的中共党刊《半月谈》9月20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基层干部公开手机号码并非新鲜事，但如此大规模、集中式的公开仍不多见。自四川省青神县1998年公开党政干部电话号码以来，中国多地数年来都有陆陆续续进行相关尝试。

　　文章肯定这项举措搭建起民众和官员之间的「诉求直达」通道，「是一种接地气的基层治理创新」，但也提出警惕：「个别地方在实践中存在『一公了之』现象：网络热度一过，电话打不通、没人接，群众反映的问题石沉大海，不仅没能解决问题，还损害政府公信力。」

　　《半月谈》细数，官员公开号码后，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及时跟进：「群众反映的问题如何纳入基层治理体系？干部有限的精力如何应对大量来电？一些複杂诉求是否会超出个人职权范围？干部职务调动后，联繫号码如何做好交接？」

　　文章因此提出担忧：「如果这些后续机制跟不上，一项好的举措也可能沦为新的形式主义。」

　　今年6月，曾在2022年高调带头公佈个人手机号码的安徽亳州原市委书记杜延安，在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秘书长任上落马。曾经的「网红亲民书记」如今人设崩塌，成了外人眼中的「作秀官员」。

　　同样在6月，澎湃新闻拨打被公开过的五省10名地方领导干部电话时，区县党政「一把手」的电话均无法接通，仅一名最基层的乡党委书记电话可以正常接听、受理民众诉求。

　　不愿具名的中国学者告诉《联合早报》，如果领导干部「一把手」公佈手机号，「群众很明显会优先选择打他的电话」，表面看很民主很亲民，有良好的初衷，却意味着相关职责部门被架空。「领导干部的手机成了『12345』（中国各地的政务服务热线），那问题就来了：你的本职工作还有精力去做吗？」

　　这名学者呼应《半月谈》文章指，公佈领导干部个人手机号本质上就是一种新的形式主义。「这种做法违背行政规律，违背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它总体来说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最后往往烂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