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书店店员”，本该是一句平淡无奇的职业描述，为何在整个华语世界成为反抗的象征？时事评论作家长平指出，中共对人类最严重的损毁，就是将言论审查和思想禁锢延申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香港两家独立书店遭到搜查之后，我再次带女儿去了柏林倍倍尔广场（Bebelplatz） ，诵读躺在那里的一块铭牌上海涅留下的警世名言：“这只是前奏：但凡烧书之地，最终必将烧人。”

　　铭牌不远处是一块玻璃，被雨水和尘土覆盖，很容易被人忽略。我们拂去于雨水和尘土，方能看见下面是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但是书架上空空如也。

　　1933年5月，在纳粹宣传煽动和高层授意之下，两万多本图书在这里被付诸烈焰，其中包括马克思、海涅、弗洛伊德、卡夫卡、雷马克、布莱希特等作家和思想家的著作。据历史学家统计，在整个纳粹时期，仅在柏林就有500吨书籍杂志化为灰烬。

　　这个地下图书馆和铭牌也属于二战后德国反高大宏伟——威权象征——的建筑物/纪念碑风格，游客难以留下“到此一游”的快照。我多次带家人和朋友来这里参观和凭吊。

　　蹲在模糊的玻璃板前，我意识到，在此之前，我更多地看见的是图书，它们在烈焰中纷飞的残页，在消失之前的悲鸣，以及随之而遭受摧残的人类的思想和文明；而这一次，我看见了那些书籍背后的读书人、图书管理员、书店老板，以及书店店员。

　　“我是书店店员”：禁书与弱民

　　最新的禁书事件发生在香港书展首日，两家独立书店留下书舍、田园书屋遭到搜查，共5人涉嫌煽动罪被捕。书店店员刘曼迪（Mandy Lau）被锁上手铐，她身穿写著“我是书店店员”黑色T恤，从容步出的画面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

　　美国独立艺术评论杂志《 艺术引信》（The Arts Fuse）发表文章《当书籍成为罪证》，作者朱厄尔（Jeremy Ray Jewell）警示说：这本该是一句平淡无奇的职业描，竟然在整个华语世界成为反抗的象征。

　　文章指出：“随着报馆关闭、异议人士入狱，小书店成为了香港被压制的历史唯一还能被遇见的空间”，“被禁止的主题不是传统的煽动，而是记忆本身”。

　　这个画面再次提醒我们，书籍和书店固然代表着人类丰富的想象力和伟大的智慧，同时也与食物和超市一样，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多人的日常工作。

　　有些人可能会说，你这个比喻说对了——国家当然要管理超市的食品安全，禁止售卖危害健康的有毒食品。然而，事实上，中国政府禁止的书籍，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营养丰富的思想健康养料：多元文化、批判性思维和历史真相，只会让读者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强大。这就好比政府只让超市售卖垃圾食品，让民众的身体变得弱不禁风一样。

　　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而是千百年来专制统治者的惯用伎俩。商鞅在《商君书》里列出的驭民术，就包括愚民、弱民、疲民、贫民、虐民、壹民和辱民。商鞅写道：“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商鞅秦朝"国策"的奠基者。秦朝的残暴统治一直是中共领袖毛泽东的榜样。毛泽东提出要学习和借鉴秦始皇善于集中力量于主攻方向，并认为“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骂他就是两条：杀了460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他写诗为焚书坑儒辩护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无论从禁书毁书的规模，还是杀害知识分子的数量，以及对人类文明的颠覆上，中共的“焚坑事业”都超过秦始皇千万倍。最严重的损毁之一，就是将言论审查和思想禁锢延申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民众生存的每一个细节。

　　关于书店的记忆与“罪证”

　　此次禁书事件所涉书籍包括由台湾“卫城出版社”出版的《唯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本书作者冯哲芸（Emily Feng）是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国际记者，曾常驻北京，后迁往台湾。

　　《洛杉矶书评》发表文章《我们不都是中国人吗？》，作者Jessie Lau介绍说，冯哲芸这本书分析了中共如何试图控制其境内外的身份表达，以及这些努力给普通中国公民带来的后果。近年来，中国政府越来越执着于通过控制和塑造公民身份来促进国家统一。

　　尤其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本书有一章题为“书店老板”，讲述香港“铜锣湾书店”经营者遭到失踪、判刑、噤声和流亡的故事，主角之一是曾经遭到关押、随后流亡台湾的林荣基先生，他于上月因病离世。

　　书中写道，“林荣基深信，他再也见不到昔日的同事，也回不去香港了。如今，他把希望寄托在选择留在香港的年轻人身上。……他不确定抗议者能否成功，但也明白如果不反抗，香港的核心价值将不可能再有存活的机会。”

　　抗争如何可能？林荣基的经历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在被拘之后回到香港，打破警方的约定连上网络，看见香港市民为他走上街头抗议的画面，他拨出一通电话……

　　这就是为什么，记录书店打压真相的书，会成为再一次打压书店的“罪证”。

　　在《当书籍成为罪证》一文中，朱厄尔认为发生在香港的系列独立书店打压事件是纳粹时代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留下的反思名言的又一种变体：起初他们抓走书商的时候，我没说话，我又不是书商；后来他们抓走书店店员的时候，我没说话，我又不是书店店员；……他们来抓我的时候，已没有人能够能表达抗议了。

　　长平是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他目前是德国之声专栏作家、中国数字时代执行主编以及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