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浩劫期间，亲历时代巨变、见证人性撕裂的美籍华文作家韩秀(Teresa Buczacki)，在文革60周年之际接受VOA专访，回忆外婆家被抄八次、老舍先生给她的临别赠言，以及亡命新疆偷听美国之音的文革岁月。

　　2026年夏，美国之音的制作团队来到美籍华文作家韩秀位于弗吉尼亚州维也纳小镇的寓所。请她和我们的听众、观众分享她的美国故事、文革回忆与台湾情缘。

　　老舍给韩秀四字临别赠言：“吃饱穿暖…”

　　今年对即将迎来80岁生日的韩秀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不但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60年，她在谈到文革回忆的时候，特别分享了老舍先生(本名舒庆春、字舍予)给她的临别赠言。她说：“文革的时候我已经在乡下，我1964年走的时候，他給我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吃饱穿暖” ，沒有任何希望可談，你能吃飽、你能穿暖，就已經不錯了，可是我过了12年没有吃饱、也没有穿暖的日子...”

　　用文学对抗文革做一个“打不倒的人”

　　1964年，当时18岁的韩秀因为不肯与美国父亲韩恩(Willie Hanen)“划清界限”，被下放到山西曲沃“插队落户”；1967年，又为了躲避文革和红卫兵的迫害，亡命新疆，加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韩秀回忆，在那段最艰苦的岁月里，是文学给了她力量，做一个“打不倒的人”。她告诉美国之音：“我住在集体宿舍里，什么都没有，只有几本书而已。比方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我就把他包了一个书皮，而上边写着培养玉米品种改进之类的，打开来就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文学可以滋养心灵，也给人勇气，《约翰·克利斯朵夫》写的是一个打不倒的人，我当时就觉得我一定要做一个打不倒的人，因为我是一个人在对抗一整个巨大的中国社会。”

　　偷听美国之音黑暗中的巨大光亮

　　谈到在新疆的“支边”岁月，韩秀说，在广播室偷听美国之音的广播，是“黑暗中一股巨大的光亮。”

　　她说：“有一个广播室可以听到美国之音，那对我来说，是黑暗中巨大的光亮。那时候美国之音好像有个发射台在尼泊尔，所以从南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地带，你要听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困难至极，很多杂音，可是美国之音的广播‘纯净至极’。”

　　“所以我说美国之音是老朋友，不只是现在，那是从1967年就开始的。”韩秀说。

　　周恩来劝老舍回国却走向悲剧结局

　　1966年8月23日，文革初期“红八月”期间，老舍与数十名文艺界人士遭红卫兵公开批斗，次日不堪屈辱，投太平湖自尽。17年后，本名赵韫慧的韩秀在台湾《联合报》副刊发表《太平湖畔的孤影》一文纪念老舍先生，这是韩秀的第一篇文章，自此她以“韩秀”作为笔名，开启文学创作之路。

　　回忆北京8.23事件这一个悲剧，韩秀从周恩来劝老舍回中国说起。她说：老舍先生的一生是曲曲折折的，也是非常复杂的。他曾经有过很好的际遇在美国，也有很好的际遇在伦敦，但是他为什么回到中国去？这里头有一个在背后最强有力的推手，就是周恩来。

　　当时给了他很多的愿景，让他觉得他有责任、应该帮助所谓的“新中国”，所以他才回到中国，但回去了之后就完蛋了。”

　　韩秀回忆老舍：我亲眼见证他的痛苦

　　韩秀不但亲眼见证老舍跟话剧导演焦菊隐两人一边抽烟一边皱紧眉头修改《茶馆》和《骆驼祥子》，她也亲眼见证了老舍在婚外情中的痛苦和他的文革悲剧。她说：“我为什么亲眼所见？1948年9月19号，我抵达上海的那一天，来接我的人是我外婆和赵清阁，赵清阁是我外婆的表侄女，也是老舍先生早年的合作者，是他爱了一辈子的一个女人。赵清阁人在上海，舒先生人在北京，舒先生没有行动自由，因为他有家庭，赵清阁一辈子是一个人，所以清阁的信会寄到我外婆那里，我会放在口袋儿里，带到舒先生家。我一到舒先生家，舒先生看见我就说：小慧你来了啊！那个月季花儿渴了，我们去浇月季花儿。就在那花丛里，我把赵清阁的信递过去了，他就塞在兜儿里，然后面前没人的时候他就写回信，我再带回家给外婆装在信封里寄到上海吴兴路给清阁阿姨，所以是这样子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会常常的出现在老舍先生面前，看见他的痛苦。”

　　外婆家被抄八次焚书烧画整整三日

　　韩秀也通过外婆的讲述和老舍先生投湖自尽的悲剧，见证了文革这场十年浩劫中最疯狂、最扭曲人性的一面。她回忆说：“我1967年到新疆去的途中，我从大同悄悄地换车回到北京，我看我外婆，家被抄了八次，跟水洗的一样。家里的书搬出去烧，我外婆修善本书，所有的书都有那个蓝色的那个布函，那函是几乎烧不透的。所以第二天红卫兵再来，再把那些东西剥开再烧，烧了三天，整整烧了三天，所有的书和字画，全部一把火烧掉。外婆说最惨的是对门的叶子家，叶子的先生是有名的戏剧家熊佛西，他们的儿子熊小平看见爸爸的书被扔出去，就扑过去，被红卫兵打成残废。熊小平比我还小几个月...”

　　红卫兵批斗加大字报老舍“内外交逼”生不如死

　　“舒先生当时被拖出去打，在那个火旁边儿烧自己的书，所以身上都是燎泡、都是血泡，被打得一塌糊涂，回到家，从院子门外到院子的门里，一直到墙壁上，全部都是他太太、他儿子、女儿们写的大字报，跟他划清界限，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还有活路吗？他脱下他身上的血衣，叠起来打了一个小包，写了一封信交给胡絜青(老舍妻子)，交代把信交给总理，人就走了。

　　胡絜青拉他一把，他就不会跳下去，但胡絜青看都没看他。“生不如死”是老舍先生自己觉得生不如死，但胡絜青为什么不抓他一把？一方面是没有感情，另外一方面是老舍先生得到的所有的优待，如果胡絜青站在老舍这一边，这个家会被抄家，会整个毁掉。但是她站在造反派一边，舒先生留下来的优惠的条件、生活条件全都保存下来了。

　　文革结束，舒乙这个混账的逆子做了中国文学所的所长，他是什么？他只是老舍之子而已。而且他那个时候可是写大字报跟父亲划清界线的，现在你可是接受你父亲遗留下来的所有的荣誉。”

　　文革凸显“平庸之恶” 中国人的“自相残杀”

　　韩秀说，长达十年的文革浩劫，不但“违反人性”，而且是中国人的“自相残杀”。然而这场浩劫能够持续十年，就是因为有那么多人因为偷生怕死而揭发别人、而参与运动、而积极地跟着这个路线走，才会绵延十年。

　　韩秀感叹地说：“如果运动爆发，大家都冷面相对，哪怕有百分之六十的中国人对(文革)冷面相对的话，这个运动不会持续这么久。”

　　韩秀认为，如果要追究文革的责任，那么这个责任不只是当权者的，平庸之恶也是因素之一。她说：“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人跟着走啊！纳粹不是只是希特勒的事情，希特勒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出来了以后，整个德国疯狂跟着它跑，不跟着它跑，哪里纳粹会成功？”

　　韩秀：中国人不记取文革教训才是最大的危险！

　　韩秀说德国最终找到了救赎，但中国的情况却不同。她说：“德国人牢牢记取了教训，中国却没有人正视文革的历史。这个老毛干的所有的坏事，到今天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啊！我是个外人，那些在里边的人呢？在体制内的那些人呢？你们的眼睛都是瞎的吗？还是你根本就没有感觉？什么感觉都没有？中国现在的问题可以说是千疮百孔，但却自我感觉良好，很多年轻人觉得，我可以过舒服的日子，用物质麻痹自己，你跟他说什么，他不一定听得进去，这才真的是危险，这才真的是危险！”

　　几十年来，韩秀持续用写作讲述她在中国的经历，她说，她能写的、能说的、能做的都做了，也已经尽力了，只盼她的文革回忆能提醒人们，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在中国土地上曾经发生的事。

　　1976年，文革结束，鄧小平辦公室指示：“此人不宜留在新疆”，韩秀返回北京待業；1977年，韩秀第一次进入“美联处”(美国驻北京联络处)；1978年在美国国务院营救下返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