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5岁职场焦虑和AI浪潮的夹击下，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选择不再等待就业机会，而是借助人工智能独自创业，“一人公司”（OPC）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出路。

　　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担心自己跨过35岁这道年龄坎之后会在职场遭遇年龄歧视，转而创办“一人公司”，并让人工智能承担大部分工作。

　　在硅谷及其他地区，小型初创公司早已流行起来。随着AI工具的迅速进步，它们威胁到现有企业的就业岗位，但同时也被视为受欢迎的“队友”。

　　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正在认同这一模式。地方政府承诺为此类创业项目提供数百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和租金补贴，与北京在“十五五规划”中提出的“科技自主”这一政治目标相一致。

　　“一人公司是AI时代的产物”，位于上海的SoloNest创业圈创始人戴雯倩（Karen Dai）表示。该机构为独立创业者举办周末活动。

　　她介绍道，过去一个人运营企业非常困难，但如今AI可以协助完成的任务范围之广，已经“降低了创业门槛”。

　　在上海的某一个周日，大约20名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挤满了一间会议室，参加戴雯倩举办的第134场、为期三小时的实战研讨会。

　　其中一位参与者王天一（音译），如今通过为企业制作AI生成的广告，每月收入最高可达4万元人民币。

　　这位26岁的年轻人去年辞掉了互联网公司产品经理的工作，他预测独立创业将成为“一大趋势”。

　　“由于AI带来的技术赋能，（一人公司）在效率上具有优势”，他对法新社表示。

　　“看不见的一道坎”

　　多年来，中国社交媒体上一直有人哀叹所谓的“35岁魔咒”——指的是在科技领域、政府部门及其他存在激烈竞争的行业中普遍存在的年龄歧视现象。

　　“到了35岁，就好像有一条看不见的分界线，”现年38岁的戴雯倩说。

　　“人们在职场上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公司可能会重新评估谁更适合留下来。”

　　但戴雯倩认为，见证了中国过去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这一批年轻人，有着强烈的发展欲望。她还撰写出版了一本实战商业书籍《一人公司》。

　　“当你30岁，甚至更年轻时，你就会问自己：等我临近35岁这道看不见的坎时，我应该做哪些准备？”她说。

　　居住在上海的魏欣（音译）现在34岁，她早就知道，自己在一家外国咨询公司担任的文件审核工作终将被AI取代，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因此，她报名学习了谷歌Gemini课程，并尝试创建一个AI生成的“数字分身”，随后转向社交媒体内容创作。

　　“确实有一点AI焦虑” ，去年在美国完成学业后回国的她讲述道，“如果我不用它、不去接触它，我可能很快就会被淘汰。”

　　政府乐于“画大饼”

　　中国各地政府正在推出政策，支持由AI驱动的“一人公司”，并使用英文缩写“OPC”（One Person Company）——这在官方政策文件中并不常见。

　　去年11月，苏州市政府表示，计划到2028年培育“超过10000名OPC人才”，并向包括AI机器人、医疗健康和智能运输在内的领域投入约7亿元人民币。

　　成都市政府上个月也承诺，可为大学毕业生创办AI驱动的一人公司提供最高2万元人民币的补贴。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研究院陈凯欣（Kyle Chan）表示，这些措施是“帮助这些初创企业起步并取得成功的激励手段”。

　　支持OPC是一种新的、低成本的方式，用以应对中国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问题——在16至24岁人群中，每六人中就有一人失业。

　　“对地方政府来说，扶持一家OPC的成本非常低，” 陈凯欣说。

　　曾经在互联网公司担任产品经理的王天一表示，他的许多朋友选择做独立项目，而不是去争夺企业岗位。

　　但他说，“未来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把产品卖出去”，因为新公司往往难以盈利。

　　戴雯倩表示，中国年轻人正在为自己投资“备选方案”，同时也在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能不能在AI提供便利的帮助下，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探索那些我真正想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