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内也还保留着原有的语言和习惯。这种明晰的差异感，也是当时促使他想要去寻根的原因。

如果说，一开始还有对未来不确定的犹疑，高洋后来的话让他彻底下了决心。高洋告诉张云鹏寻亲也有另外一重意义：给可能正在寻找自己的父母一个找到孩子的机会。张云鹏说自己过去的人生总是很负面，但高洋和其他人成功寻亲的经历让他看到生活积极的一面。张云鹏去找高洋采集血样。血样入库后经过比对，很快就和张久成的DNA匹配上。

新忧愁

短暂的热闹后，张云鹏有了新的忧愁。父亲张久成没有房产，和现任妻子每月花500元在晋中租了一个一居室。这个仅有三四十平方米的老房子狭小而破旧，洗手间和阳台上的厨房都是最简陋的布置。本就不大的空间里堆着杂物，吃饭都得在卧室里单独支桌子。“他们不应该住在这里。”

2009年，减刑出狱的张久成跟弟弟一起去天津打工，在工地上做保安，2011年随工地老板搬到山西，之后到大学食堂里做过几年洗碗工。七八年前他遇到现在的妻子张燕，他们是老乡。张燕的女儿出生七个月后丈夫就抛下她们离开了。

这些年，失去儿子的痛苦与谋生的担子一同压在张久成肩上，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几年前有天起床他突然觉得身体乏力，腿部肌肉都萎缩了，去医院检查出了糖尿病。三年前他患上了肩周炎。采访时，他翻看手机，给我和张云鹏看他两三年前的照片，那时候他还留着短发，脸颊也更充实一些，不像现在已经全然是一个躯体萎缩的老头的形象。张云鹏在江苏见到母亲徐梅时，得知她在饭店里洗碗，手被洗洁精腐蚀，留下一片片疤痕。他发现母亲也格外瘦小，看起来比她本来的年龄大很多。“他们都是因为压力，老得很快。”张云鹏语调低沉地感叹。

在晋中的几天里，张云鹏住在父亲租住的房子里（缓山 摄）

张云鹏的家人们也很关注他的打算，他们观察他是否习惯中国菜，旁敲侧击地问他是喜欢中国女孩还是外国女孩，想看看他有没有在中国定居、成家的打算。但对于不懂中文的张云鹏来说，在加拿大生活多少还是容易些。他在仓库工作时每个月能拿2000多加币的工资，基本上是加拿大的最低收入水平。2024年4月，他干活时不慎被卡车上的金属片刮到小腿，在家养伤一段时间后被老板开除了。之后一年多里，他每个月靠领取1500左右加币的社会福利生活。他说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买新衣服，日常消费也很少。

高洋说，过去的一年多里，“宝贝回家”的海外志愿者一共帮助了180个人采集血样，有28人找到了在中国的家人。志愿者从荷兰先覆盖到邻国比利时，再到更远一点的瑞典、丹麦。

但寻亲成功只是第一步，更难的其实是如何面对之后的情况。高洋观察到，大部分被领养的寻亲者生活得富足快乐，但寻找到的中国家庭大部分在农村，文化差异扑面而来。有一个女孩子说自己到乡下认亲，能感觉到父母的经济条件一般，但他们为了迎接她花了很多钱，让她感觉有些压力。

高洋认亲时，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人世。他从亲戚那里听说，父亲当年在车站附近找他找了将近三年，精神都有些失常了，后来实在找不到，他花了六个月风餐露宿地从四川步行回徐州老家，之后也一直没联系上妻子，2009年郁郁而终。高洋母亲也出现了精神问题，后来被高洋的外公卖给了别人做媳妇，之后又再婚过一次。

高洋见到母亲时，看到她的村屋条件不好，但好在所处的乡村环境静美，夜里还能看到星空，母亲和继父、孩子的关系很温馨融洽，他告诉自己不必纠结于过往，以后努力帮忙改善母亲的生活条件就好。但一想到父亲经受的种种苦难，“无助”的感觉始终萦绕在他心头。他觉得唯一能为父亲做的，就是让更多人知道父亲的故事，如果这能鼓舞到更多人，好像父亲也就没有白活。

高洋观察到，大部分寻亲的人认亲后就会回到海外继续原有的生活。确实有不少中国家长非常希望孩子回国，当这些孩子向高洋寻求意见时，高洋建议他们最好一开始就直接地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免得让中国父母感觉希望落空。

讲述自己的过往经历时，张云鹏的话很多，伴有丰富的肢体动作。他希望自己的经历也能鼓舞到其他寻亲的人（缓山 摄）

认亲之后，张云鹏也决定要回加拿大，因为在加拿大他可以领到每个月的社会福利。但是他觉得在加拿大的生活不如在国内有这么多亲戚在身边有意思，也想明年过年能回来探亲两个月，跟父母和哥哥们多相处。离开生母的前一天晚上，张云鹏和母亲坐在酒店房间的床上。无聊中一时兴起，他想要教母亲一点英文。张云鹏打开翻译软件，让母亲用中文说“苹果”，然后他缓慢地说“A——PPLE”。

“A——PPLE”，母亲也跟随着他缓慢发音，对他笑了。

那一刻，张云鹏感受到了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结。那天晚上他失眠了，躺在床上一直哭。母亲看到他的泪水流了满脸。

她打开翻译软件跟张云鹏说：“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儿子。”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徐梅、张燕、玛丽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