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超57万，留学回国人数达53.56万。

　　近日，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给出的这组数据，清晰反映了越来越多中国留学生选择回国发展的历史趋势。而留学回国人数的变化，正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新中国发展前进的一个缩影。

　　1978年至今的所有出国留学人员中，超七成选择回国发展

　　为了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尽快培养出更多急需的现代化建设人才，早在改革开放前夕，留学工作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对留学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同年12月26日，52名国家公派访问学者赴美深造，拉开了我国又一次留学大潮的序幕。

　　自此，我国持续扩大公派留学人员规模，并大幅放宽了自费留学的政策限制。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留学生的足迹遍布世界多国。1978-2006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累计达106.72万，留学回国人员总数累计达27.52万，留学回国人员占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的比例只有25.79%（图1）。

　　图1 不同历史时段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和留学回国人员的累计数量（数据来源：教育部）笔者自制

　　2010年以后，留学回国人员总数开始大幅提升。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4.45万，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43.25万。1978-2016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458.66万人，265.11万人选择学成归国，占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的57.80%（图1）。

　　2024年，我国留学回国人员达49.5万人，同比增长19.1%。1978-2024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888万人，644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而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就有563万人回国服务。由此可见，留学回国人员总数已呈现出类似于指数型增长的态势。

　　根据教育部最新统计，1978-2025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946万人，其中，698万人学成归国，占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的比例达到73.78%（图1）。

　　如果只看单一年份的数据，留学回国的比例则达到了更高的水平。早在2016年，我国留学回国人员占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的比例就达到了79.43%。2025年，我国留学回国人员占比接近94%，而这一数字在2003年只有17.14%（图2）。

　　图2 不同年份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和留学回国人员的数量（数据来源：教育部）笔者自制

　　在这些留学生当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第一，国内顶尖学府出国留学人员的比例已处于较低水平，而在留学回国人员当中，也不乏毕业于国内顶尖学府的学子。以清华大学为例，从2014到2025年，清华大学应届毕业生出国（境）深造的比例，已经从16.5%下降至8.5%，绝大多数就职于国内的各行各业。同时，越来越多早年出国（境）深造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已学成归国。据统计，填写了所在地认证的2002-2011级清华大学毕业生如今有92.4%位于国内。

　　第二，回国人员中有众多技术人才已投身于国家的科技进步事业。例如，中微半导体、商汤科技、小马智行等一些高新技术企业的创始人多具有海外留学经历，而这些企业已成为了各自行业（半导体设备、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内重要的技术方案提供商。英国《金融时报》4月10日报道，过去12个月，又有一批精英级的工程和科学人才从美国硅谷回流中国。其中，吴永辉放弃了谷歌DeepMind的高级职位，转而加盟字节跳动开发新一代大语言模型，姚顺雨离开了OpenAI，转而入职腾讯担任人工智能研发的核心要职。而这些人才大多在美国完成了学业。

　　留学回国的驱动力

　　为什么越来越多留学生选择回国？根本原因显然是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

　　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比重只有1.7%。经过40多年的快速增长，2025年，我国GDP已接近20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比重提升至17%左右，稳居世界第二，而人均GDP也从156.7美元增至13953美元。

　　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数量的扩张，更体现在质量的提高。1996-2025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782元升至43377元，已高于85%以上的境外人口，且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人均GDP更能反映实际生活水平。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了绝对贫困，并持续推进交通、通信、水电、医疗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改善民生提供了重要战略支撑。

　　同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领下，我国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GII）排行榜上超越了日本、德国和法国，提升了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领域，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或处于快速赶超阶段。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2024年研发支出达到8590亿美元，首度反超美国（8480亿美元），这又为创新研发和产业升级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总之，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包括海外留学生在内的全体公民提供了更稳定的生活保障、更多的就业岗位、更高的薪酬和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更多的留学生必然会被吸引回国。

　　《金融时报》指出，这些顶尖人才的回流并非出于“怀旧之情”，而是因为中国宏观和微观环境正在形成一种“难以抗拒的强大吸引力”——在中国的科技中心，初级或中级研究人员的薪资购买力足以让他们拥有房产、家政服务以及世界一流的配套设施，而即使是旧金山湾区的高收入工程师也难以企及，高效的基础设施、低犯罪率和较高的文化融合度也构成了一种吸引力。

　　与此同时，外部经济因素也不容忽视。

　　一般留学生对生活成本比较敏感，因为这关系到自己在异国他乡的生存。新东方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留学家庭平均年收入48.3万，但留学预算已达到54.4万，而大部分留学家庭的年收入低于30万，说明超支现象普遍存在。而到了2026年，中国学生的平均留学预算进一步上涨至60.5万，创下12年新高。

　　之所以容易超支，是因为受到全球大环境的影响。2020年以来，疫情促使多国实施了激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从而加剧供需失衡，加上地缘政治冲突与逆全球化的联动，长期低通胀的供给弹性被打破了。

　　美国长期是中国留学生的最大留学目的国。2022年，有超过1/4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而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美国通胀率节节攀升，一度在2022年6月触及9.1%的高点，创下40多年来的新高。虽然自2023年开始逐步回落，但直到2025年，美国通胀率（2.6%）仍高于疫情前8年（2012-2019年）的水平。在不排除通胀因素的情况下，2021-2025年美国名义GDP上涨了近三成，但同期的发电量仅增长了6.65%（图3）。在工业社会，电力是生产生活的基础。

　　这一巨大的落差表明，名义价格已严重偏离实际的商品和服务产出水平，所以当地留学生很容易感受到自己的真实购买力正在被通胀侵蚀。根据领英（Linkedln）的调查，2025年，美国从中国留学生第一热门留学目的国的位置上滑落，取而代之的是英国。然而，同样是热门留学目的国的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通胀率，也经历了和美国类似的走势，且目前仍在中高位运行。

　　图3 2021-2025年美国名义GDP和发电量的增长幅度（2021年数值=100）笔者自制

　　因此，生活成本的上升成为了广大留学生不得不直视的现实问题。相比之下，过去几年中国始终处于低通胀区间，加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稳步提升的收入水平，回国发展就是减轻经济负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2025年的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仍未恢复至2019年的水平，而留学回国人员的占比进一步上升（图2）。

　　除了经济因素，地缘政治因素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2016年以来，美国已将中国视作最大战略对手，在多个领域试图遏制和打压中国，而对华政策的转变很快就影响到了人文交流层面。早在2018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布了针对中国学生和学者的签证申请限制。据美联社报道，如果就读于机器人、航空、高技术制造等专业，留美中国研究生的签证期限将被限制为1年。

　　2020年5月，特朗普签署了“第10043号公告”，旨在禁止所谓的“与军队有关”的中国学生获得F/J签证。在这一公告的压力下，截至当年9月8日，美国国务院已撤销了1000多名中国公民的赴美签证。之后，拜登政府继续执行“第10043号公告”的相关政策，导致每年都可能有1000-5000名中国研究生被拒签。2023年，美国拒绝了36%的中国学生的签证申请，这在当时创下历史新高。

　　2025年5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突然宣布将“积极撤销”部分中国学生的签证，尤其是那些在先进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关键领域”学习的中国学生的签证。由于声明直接指向那些已经持有签证的中国留学生，而不是单纯限制新的申请者，不少相关专业的中国留学生担心会面临失学的危险。虽然后来特朗普政府收回了这一声明，但是，针对中国学生签证的严格审查仍在延续。

　　美国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的理由如出一辙：担忧中国留学生“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并带来所谓的“国家安全威胁”。这一理由毫无事实根据，属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政治操弄。正因如此，美国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政策就变得非常不稳定和难以预测了，因为随时可能突然收紧限制。即便是已经获得签证的中国留学生，也难免会担忧一旦自己的签证到期后再去申请就可能被拒签，更何况连已经获批的签证都有可能被吊销。这种不稳定的政策动向自然会驱使更多留学生踏上回国之路。

　　此外，在地缘政治环境日趋复杂严峻的背景下，留学生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也可能遭遇更多的不公正对待。根据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MPI）的一项调查，在受访的中国留美学生中，60%表示自己在校内遭受过歧视，49%表示自己遭受过种族歧视，11%表示自己被周围人指控为间谍身份。该调查指出，许多中国留学生选择回国，正是由于遭遇了以上种种的不公正对待。

　　结语

　　总的来看，留学回国人数及比例的提升，是我国经济发展与国际形势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趋势既创造了难得的机遇，也伴随着新的挑战。

　　对留学生个人而言，回国普遍意味着更大的发展潜力和更多的发展机遇，尤其是在新能源、人工智能、云计算、高端芯片等彼此之间紧密协同的前沿领域，而且留学生的国际视野能够在某些具体情境中转化为特定的比较优势。但是，“海归”群体的壮大和国内教育水平的提升也意味着海外学历的相对贬值。在就业市场上，留学生必将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这无疑对留学生的持续学习能力和职业规划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国家而言，留学生的大规模回归为高质量发展增加了人才储备。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研发支出的持续增长，这一轮人才回流潮将与强大的物质基础相结合，从而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布局。但是，如何“接得住”“留得住”这么多留学生？这就需要不断改进留学生回国发展的相关支持工作。

　　例如，针对目前海外学历相对贬值，就业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相关部门需要思考如何打破信息差，让归国留学生不再扎堆于传统热门行业和几个一线/新一线城市，而是精准对接更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更多非一线城市的生产消费需求。

　　同时，政策的确定性和公平性尤为关键——如前所述，美国政府高度不确定的签证政策，以及在日常学习生活中遭遇的不公正对待“劝退”了不少中国留学生。只有突出政策的确定性和公平性，才能留住更多的“海归”。对此，应通过法律和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归国留学生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营造更加公平公正的职场环境，并为能力出众的归国人才提供稳定的身份预期、科研自主权和知识产权权益，构建起跨越周期的“引力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