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没有强制力，处罚抵不过营收，救护车“截单”成了铤而走险的生意。

　　深夜，有人突然倒在街边。路人拨打了120，救护车赶到，急救人员将他搬上担架，争分夺秒送往医院。所有人都松了口气，他得救了。

　　但上了救护车，就能得到最合理的救治吗？

　　答案并不确定。对于深圳的张女士来说，她甚至无法决定这辆救护车开向哪里。

　　2026年4月8日，深圳卫健委通报了张女士所经历的救护车“截单”事件，认定涉事医院“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破坏公共救援体系根基”，罚款7.6万元，暂停院前急救资质半年。家属认为处罚过轻，已申请行政复议。

　　“救护车截单延误抢救致死”随即登上热搜。“截单”，也可以理解为救护车“截胡”，即救护车无视调度指令和患者意愿，把病人拉回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医院。许多网友评价这是“一条人命换一纸轻罚”，引发了救护车规范运行的相关讨论。

　　救护车“截单”相关热搜和讨论

　　2025年8月5日凌晨，54岁的张女士突发腹痛，家属拨打了120。120出车单上写明，救护车的出车站为“健安新健”，目标医院为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与家属意愿一致。但救护车开向了距离更远的深圳市健安医院，也就是这辆救护车所属的民营医院。

　　据红星新闻报道，凌晨00:53，张女士被送入健安医院急救室，1:34，院方查看患者后认为，条件合适转上级医院进一步治疗。此后张女士身体状况时好时坏，直至当天上午8点左右才转入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也就是救护车最初的目标医院，当天下午抢救无效死亡。

　　张女士女儿认为，健安医院的救护车违规“截单”，急救未按计划调度，延误了最佳抢救时间。

　　出车单

　　类似事件并不罕见。上饶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显示，2021年，上饶市信州区一家医院接到路人报警后，未经报备擅自出车，绕过距离更近、条件更好的上饶市人民医院，径直将患者送往本院，肋骨骨折的患者错过最佳治疗期，留下康复困难。

　　根据《院前急救患者权利保护研究——基于司法裁判文书的分析》，2017年至2024年间71起院前急救医患纠纷裁判文书的统计结果显示，8.1%的案例涉及患者自主选择权被侵害，即急救人员未经患者或其家属同意，擅自决定将患者送往某家医院。

　　对于救护车“截单”，网友愤怒之余，还有更深的不安——救护车的方向盘，究竟握在谁手里？当利益与生命发生冲突时，如何保证急救车规范运行？

　　01

　　一张失效的出车单

　　一通120背后，有一套完整的运作流程。

　　从业15年的高级救护员盛义钧告诉“Vista看天下”，“总机”（120指挥中心）在接到急救电话时，要问明基本情况和所在地址，同时在系统中匹配距离最近、当前空闲的车辆，发单后救护车即刻出车。

　　张女士搭乘的救护车从健安新健急救站出发，其隶属的深圳健安医院是一所深圳市卫健委直管的现代化综合医院，集临床医疗、急诊急救、预防保健于一体。该院公众号发表于2024年的一篇推文显示，医院连续7年获得深圳市急诊急救综合考核“急诊”和“院前急救”双A先进单位。

　　深圳市健安医院（图源：深圳市健安医院公众号）

　　120指挥中心派出有资质、当前空闲的救护车，流程上似乎没有问题，漏洞是在路上出现的。

　　家属意愿和出车单都明确指向龙华区人民医院。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送往哪家医院，须遵循就近、就急、满足专业需要、兼顾患者意愿的原则。

　　当意愿、距离、规则都指向同一个地方时，救护车却拉着病人，向另一个目的地开去——深圳健安医院。

　　出车单白纸黑字，怎么就成了一张“废纸”？

　　就近、就急、满足专业需要、兼顾患者意愿，这四个并排的原则，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动态调整。

　　在盛义钧的经验中，如果患者病情平稳，就按家属意愿，送往经常看病或做过手术的指定医院；如情况紧急，则优先就近送往有救治能力的医院，但需要提前联系特定科室，确认能否接诊，比如脸部受伤，需要事先询问是否备有美容针。

　　但这套逻辑依赖职业判断和自我约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鑫曾在论文中指出，院前急救医疗机构对于患者的意愿和需求仅仅是“兼顾”，这就为院前急救机构“舍近求远”提供了可能性。

　　《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规定，院前急救以急救中心（站）为主体，与急救网络医院共同构成院前急救网络。

　　但各地模式不同，根据论文《院前急救管理模式的探讨》分类，上海是院前型，设一个急救中心加各区县分站，由急救中心统一管理调配；重庆是依托型，没有独立指挥的急救中心，急救机构附属于综合医院；广州是行政型，急救指挥中心统一调度，各网络医院负责派车出诊。

　　深圳属于行政型，急救指挥中心掌握调度权，但与各医院之间并无行政隶属关系，救护车和急救人员实际上归属于各家医院。

　　“医院养救护车，自己的车往自己的医院送。”盛义钧说，“病人被送进来之后，检查、抢救都在这里做，这些钱都是医院的收入。”

　　即使规定明确，深圳健安医院还是违背了调度指令和患者自主权。

　　这种违令并非个例。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温州市急救中心医务人员林某与驾驶员薛某，利用院前急救职务之便，将患者送往存在利益关联的医院，收取好处费5万余元。

　　纪录片《生命时速·紧急救援120》

　　处罚层面同样缺乏威慑。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急救条例》，健安医院被罚款7.6万元、停牌半年。相关论文统计，在现行42部院前急救地方立法中，地方规范性文件占50%，立法权限越低，效力越有限。部分地区的法律责任条款简单，较少涉及主管部门的法律责任追究。

　　规则没有强制力，处罚抵不过营收，救护车“截单”便成了铤而走险的生意。

　　02

　　“黑救护车”涌入急救大队

　　调度在执行层面的失效，只是120救援链条上最显见的断裂。在执行过程中，调度还面临更多难以预计的困难，这些都是指令之外，无法完全掌控的变量。

　　救护车的需求压力远比想象中大。根据深圳急救公众号，深圳120单日处理呼救电话超过4000次。2025年6月，上海120一个月呼入急救电话将近22万次。

　　盛义钧所在的上海，急救员实行三种班制——8小时日班，12小时日班上一休一，日班接夜班后休息两天，俗称“翻班”。

　　尽管班制动态配合，人手依旧紧张。

　　盛义钧说，规定5点下班，但经常要忙到7点才能离开，有时候吃不上中午饭，“一停不停，就是在死扛”。单位的最高出车记录达到了12小时16趟。

　　纪录片《中国医生》

　　救护车、急救员不断奔驰在城市道路上，病人抵达医院，救治却未必能立刻开始。

　　盛义钧介绍，一些知名医院急诊常年超负荷运转。救护车送来的患者没有床位，只能留在车上等待，救护车被占用，无法再出车工作。

　　后来，急救中心专门采购了一批床位，并在医院门口常驻一辆车，免费供急诊病人使用，救护车周转的压力才减小一些。

　　“好医院病人太多忙不过来，一些民营医院没生意要关门。”盛义钧说。

　　纪录片《中国医生》

　　压力不止于此。除了承担院前急救任务的120联网车辆，还有一类救护车专门负责非急救医疗转运，包括转诊转院、出院返家、行动不便的患者日常就医等。

　　按照规定，120院前急救车辆不得用于非急救转运，绝大多数公立医院的救护车也明确限制跨市跨省。许多呼叫120的需求都是非急救转运，占用了电话资源。

　　盛义钧透露，他所在的急救中心，非急救转运排队动辄三四个小时，虽然价格低，但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在供给缺口之下，非急救转运引入民营资本，市场化运营缓解了庞大的需求压力，但“黑救护车”也随之涌入。

　　有关“黑救护车”的报道

　　各地非急救转运通常都有明确的价格公示。例如，上海市起步费为90元（含抬抱、氧气吸入），超出3公里，每公里加收7元。跨区转运同样明码标价，杭州市萧山区规定，100公里以内的区外短途转运，起步价200元，每公里10元；若配置医护人员，起步价300元，每公里16元。

　　与之相比，“黑救护车”收费标准不一，甚至常常要出天价。

　　据央视报道，2025年4月，江西一名重症患儿需从江西转运至上海救治。2.8万元救护车转运费直接打入司机账户，没有费用明细和发票。调查发现，从南昌转运至上海的合理费用约为1.1万元，涉事司机违规加收了1.7万元。

　　“黑救护车”的设施也异常简陋。

　　2020年8月，患者丽丽在转院途中身亡，她所乘坐的“黑救护车”携氧不足，中途两次加氧。2024年8月，张理想送保守治疗的外公回家“落叶归根”，3公里路程，司机一开口就要价2000元，几番交涉后才压到1800元。车上除了一张移动床和一个氧气袋，没有其他医疗保障。

　　需求不断扩大，更多主体涌入填补缺口，但规则边界模糊、法律效力薄弱，灰色地带随之蔓延。

　　03

　　灰色地带里的自救指南

　　张女士的女儿已经申请行政复议，但7.6万元的罚款和半年的停牌换不回自己的母亲。

　　在制度漏洞被彻底堵上之前，与其寄望于运气，每一个普通人不如先分清，前来救援的救护车到底是哪一种。

　　救护车的使用，实际上分两类——院前急救和非急救转运，它们的需求、呼叫方式和注意事项各有差异。

　　纪录片《生命时速·紧急救援120》

　　院前急救通过120呼叫，都是正规车辆，由120指挥中心统一调度。拨打120时，要说清三件事，患者的主要症状（部位、症状、持续时间）、事发的详细地址或标识性建筑、接车人的联系电话。

　　通话期间保持电话畅通，听从调度员指示，并在等待过程中对患者采取简单急救措施，直到调度员表示可以挂断为止。同时安排人提前到路口接车，家属可以备好病历、医保卡、近期检查结果等就医材料。

　　120是争分夺秒的救命电话。天津的一名120调度员深夜接到一位父亲的求救，两个月大的婴儿呛奶，已无意识和呼吸。她不仅调度车辆，还远程指导家属进行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几分钟后，电话那头终于传来婴儿的哭声。

　　上车后，如果出现类似张女士的绕送情况。患者和家属有权表达目标医院意愿，发现被绕路送医，可报警或拨打卫生热线投诉。

　　不过盛义钧认为，个体维权依旧被动，患者在急救现场几乎没有任何议价能力，警察来了也只有一句“相信医生”，根本改变还要从顶层设计入手。

　　这也是学界长期呼吁的方向。立法层级低、专项经费规定不完善，是院前急救体系多年未解的问题。在2023年全国两会上，民进中央在提案中指出，现行《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法律层级低且多年未修订，应当推进立法进程，强化对违法行为的惩罚措施。

　　纪录片《生命时速·紧急救援120》

　　另一类需求，则是非急救转运。这部分服务并不在120受理范围内，成了“黑救护车”泛滥的重灾区。

　　根据新华社、中国城市报，避开黑车首先看联系渠道，在医院周边散发小卡片、只留个人手机号、以低价揽客甚至围堵患者的，基本都不可信。其次看车辆本身，正规转运车的车身印有机构名称和官方监督电话，车内配有卫星定位装置及除颤仪、呼吸机等医疗设备。最后看收费方式，正规服务会提前告知收费标准并签订书面协议，而黑救护车往往报价含糊、费用不透明。

　　针对非急救转运服务，部分地区也在尝试划清规范界限。上海于2018年开通全国首条康复出院专线962120，如今病人可通过公众号上海120进行服务预约。北京建立了全市统一的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平台，市民可拨打999呼叫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

　　急救体系的探索尚未连点成面，统一规范仍在路上。在此之前，患者能做的，就是在灰色地带里尽量擦亮眼睛。

　　（盛义钧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