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民政厅的婚姻登记处，29岁的香港女孩李乐穿着白色长裙，戴着洁白头纱，和丈夫走完婚姻登记的法律流程，拿着结婚证一起拍照留念。

　　这天是2025年1月3日，工作人员告诉李乐，他们是青海省2025年第一对涉外领证的夫妻。

　　“从今以后也是嫁到青海的香港媳妇了。”李乐在社交平台上兴奋地发文写道。

　　像李乐这样从香港嫁到内地的跨境婚姻近几年出现了大幅增长的趋势。2026年1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出版的《香港统计月刊》中，刊登了一篇题为《1991年至2024年香港的结婚及离婚趋势》的专题文章，该文章根据入境登记处的数据分析称，香港女性与内地男性结婚的情况越趋普遍，其占所有跨境婚姻的比例由1991年的6.1%大幅上升至2024年的40.0%，并于2024年首次突破一万宗，达到10712宗，创下34年来新高。

　　出于对数据背后原因的好奇，我们访谈了两位从香港嫁到内地的女性，希望了解跨境婚姻的背后，是什么因素在影响香港女性的婚嫁选择。

　　“港女北嫁”。

　　“随着香港与内地交往频繁，很多跨境婚姻是通过日常交往而产生，例如工作和学习交流等，”前述专题文章称，“跨境婚姻在近年亦出现结构性的转变。”也就是说，“港女北嫁”现象就是香港和内地互动越来越密切的结果。

　　除了两地交流频繁之外，在香港女性和内地男性跨境婚姻现象的背后，也和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观念变化有关。

　　“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生活水平与香港日趋接近，打破了香港女性的心理障碍。”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钟建华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道。

　　另外，“港女北嫁”现象和香港本地性别比例失衡有关系。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024年底的数据，女性人口约为409.61万，男性人口约为340.45万。面对“女多男少”的问题，香港女性会考虑到内地去寻找和自己更匹配的人。

　　黄好好祖籍佛山，2000年跟随父母移居香港。大学毕业后，从事外贸工作，需要更频繁地到广东各地出差。

　　正因为如此长时间频繁地往返内地，2016年，她在朋友聚会中，结识了现在的伴侣。

　　黄好好的情况并不少见。她的身边有四五个朋友都是从香港嫁到了临近的广东省，其中还有两个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很平常”，黄好好这样评价，“我不知道比喻对不对，可能像杭州嫁到上海这种感觉。”

　　在“港女北嫁”的整体趋势之下，跨境婚姻呈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布。像黄好好这样嫁往佛山等大湾区城市的女性，多数在婚前就已频繁往返两地，地理距离与文化、生活方式接近，让婚姻更像是同个文化圈内部的自然连结。

　　由于内地和香港的统计数据通常将内地香港跨境婚姻归入“涉外婚姻”（包括外国人、港澳台地区）范畴，并未分省细化。像李乐这样嫁往内地其他省份的女性，婚姻虽然有了一次空间大跨越，但她们大多会回到大湾区，或者在更熟悉的香港定居。

　　陆港远距离婚姻。

　　2020年-2022年期间，黄好好自学护士专业的知识，转行做起了医护助理工作，月收入三四万元港币。等到2022年初可以过关回香港后，她把两个儿子托付给公公婆婆照顾，自己重新回到香港工作，像婚前一样，居住在父母家里，丈夫继续留在佛山打理五金厂的生意。

　　根据医院的调休制度，每周黄好好会有两天的休息时间，她会搭高铁回佛山，和丈夫、儿子团聚。因为经常带着儿子往返两地，在三岁的小儿子眼里，去香港就意味着“去婆婆屋企（去外婆家）”。

　　2025年年初，在青海办理完结婚证后，李乐带着丈夫回到了香港，继续经营自己的日料店——从日本顶级美术院校毕业后，她在香港的小区里租了一爿店面，开了家日料店，店铺只有3平米，只做外卖生意，月收入在7万到8万元港币之间。

　　李乐说，根据现行政策，她的丈夫目前无法在香港工作，只有结婚满三年，且对方在此期间一直居住在香港，才能拿到香港身份。

　　现在，他只能通过探亲签注的方式来到香港陪伴妻子。探亲签证的期限是三个月，到期之前，还需要重新补办探亲签证。由于目前无法在香港求职，李乐的丈夫来香港陪伴妻子的时候，主要帮着父母的窗帘厂做些线上生意。

　　生活上，李乐和丈夫采取AA制财务管理方式，各花各的，每个月拨出一笔钱作为家庭开支。

　　跨境夫妻们的选择。

　　黄好好嫁到佛山已经三年多了，她觉得内地的生活成本低，居住空间大，比香港更舒服。

　　两个儿子在上幼儿园，她计划到了中学阶段再去香港，“内地的基础教育很强，学完了再过来”。

　　李乐的丈夫来香港生活已经有一年了。李乐能够感受到他不是非常适应香港的生活，语言不通，也没有朋友。

　　丈夫偶尔会抱怨香港的快递和外卖，“随便点一个牛肉面就需要70港币”，而且晚上10点钟过后，很难再点到外卖。

　　尽管现在丈夫对于以后在香港或者内地生活都没有意见，但是考虑到大环境，日后想要在香港求职并不容易，“现在本地经济不好，本土香港人已经失业很严重，留给他的空间更窄。”

　　为了照顾丈夫的职业发展和感受，她计划等日料店生意攒够钱后，就回内地一起做生意。

　　当跨境婚姻尘埃落定后，具体而现实的因素就会浮出水面。这些夫妻们最终会在哪里生活、在哪里养育孩子、把未来安放在哪座城市，往往取决于更日常的判断：住居空间是否足够，生活是否便利，发展的机会是否存在......

　　在未来，“嫁到哪里”可能不再是一个需要反复讨论的问题——生活本身，正在给出相应答案。